陈阳:公共政策性金融如何战略性支撑中国银发经济?
新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口老龄化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说,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在于能够不断演化出更复杂和更具合作性的社会安排,从而持续繁衍进化。探索解决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如此宏大的问题,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转型实现发达状态的进程。这里的工业化特指张培刚先生在《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中提出的包含了工业和农业在内整个经济的现代化,即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当前中国面临着人口红利和开放红利锐减后,如何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转型与升级的问题,即人口数量与质量对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张培刚先生等学者兼收并蓄东西方经济发展学说众长,以一种综合又开阔的视野,完善与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学的体系,强调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社会的进步,突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永恒主题。新发展经济学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处理国家复杂问题的科学范式:将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发展要素与国际条件,技术进步与资本形成,人口结构与产业经济调整,动态的和非均衡的比较,以及战略政策和发展实践等相结合。这些要素或因子成为我们研究新时代中国老龄化问题的要义。当然,在实践中还要落实发展目标、政策规范和执行标准来不断检验战略政策的实效。
 
科技创新成为新时代老龄化社会发展“动力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刻持久的。从全球视野来看,人口增长减速并非中国独有,人口老龄化是世界趋势。按照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9年发布的人口展望报告预计,到2050年人口达峰并开始持续下降的国家或地区数量将增至55个。中国自1990年代开始,内在自然增长率转负之后的约30年时间,人口增长转负的趋势短期难以改变,所有的政策措施必须在人口约束条件下寻找最大公约数。我们应当进一步积极探索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不断构建与完善生命全周期健康可持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按照广义上的老龄产业集群角度看,2021年中国“银发经济”整体产业规模约达5.7万亿元,预计将在2050年突破100万亿元,届时将占GDP的1/3以上。从全球主要经济体角度看,政府、全球性组织和企业的养老科技创新活动,以及法治化进程也呈快速发展态势。全球增长咨询公司沙利文预测:全球“养老科技(Gerontechnology)”市场中期收入预计将超过2500亿美元。
 

 
我国在2019年发布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提出,将技术创新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一动力和战略支撑,我国在“健康中国”战略部署指引下,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要求,初步形成了行动方案。后续实践的重点可在以下领域组织实施:一是持续聚焦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老龄化时代“以人为本”需求迫切、广阔的创新领域,瞄准人工智能、生命健康、脑科学、适老化服务机器人、生物育种等前沿领域,集中优势资源攻关新发、突发传染病,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医药和医疗设备、关键元器件零部件,以及基础新材料等基础性、关键性核心技术;二是加快老龄综合学科建设,增强人才培养和基础科学研究与投入,通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挖掘人口老龄化的“活力和机遇”;三是依托区域和城市群(带)比较优势,围绕“五大都市圈”高质量建设,落地高能级的健康养老科技细分市场的核心产业升级集群,使得解决老龄化问题和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机统一,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实现高能级主导产业带动、促进乡城人口流动、“边富边老”的发展路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全面推动新时代银发经济发展,中国有望成为下一轮全球性经济周期的引领者。
 
中国发展银发经济与公共政策性金融功能分析
 
客观而言,在新形势下我国银发经济发展,面临着复杂性、长期性和巨大基础性资本投入缺口等问题。仅从近年研发投入角度观察,差距已非常明显。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研发约占GDP的2.13%,在全球相对排名是第13位,绝对数约3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美国绝对数大约为560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我国基础核心领域研发占总投入的5%左右,相较于主要创新型国家的15%-20%差距较大。核心基础研发至关重要,如若缺失就难以掌控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若再考虑几亿老龄化人群面对“养老基础设施”及结构性需求矛盾现存巨大缺口的情况,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更好地落实中国特色人口老龄化“顶层设计”,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回答在于:适时发挥公共政策性金融对发展银发经济的战略性和决定性支撑力量。
 
发展银发经济应对老龄化问题,当前仍然存在着微观配置主体更立足于选择经济有效性目标,而宏观配置导向更倾向选择战略性合理目标的矛盾。这对矛盾能够通过推进公共政策性金融迎刃而解。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政策性金融产生之初,即以贯彻执行国家特定战略、经济政策、产业与社会政策公共利益目标为其最高宗旨,也是一国的长久性战略决策与选择。政策性金融的本质性特征概括为:公共性、政策性;国家主权信用性;融资性、优惠性、规模性;特定选择性、非竞争性。政策性金融与市场经济其他力量共生共长,是客观存在的全局性、长久性战略决策,并具有严肃的经济必然性与崇高而潜在的重大社会责任。世界各国的实践也证明,公共政策性金融的产生是实现国家意志的必需和历史发展的必然。从2021年《全球开发性金融机构全景概览:内涵、理据和多样性》来看:一是具有公共政策性质的开发金融机构正在全球范围内复兴,以应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方面新的挑战;二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近都已建立或正在计划建立新的国别开发性金融机构(NDFIs)和多边开发银行(MDBs);三是公共政策性金融的使命导向型投资推动了新一代技术创新的涌现,进一步拓展了市场成长空间;四是国家在新一代科技创新链中扮演着重要的投资引导角色,不断促进创新引领型增长。
 
对中国而言,一个完备的公共政策性金融体系应当包括四个要素,即开发性金融、支持性金融、补偿性金融和福利性金融。上述要素整体对应了我国目前三大公共政策性金融机构,并留出了对未来公共政策性金融机构扩展的空间。当前,我国亟需通过公共政策性金融,提供规模化的银发经济发展长期资本和政策性金融战略支撑性服务,即扩展与提升公共政策性金融功能,实现对银发经济产业投资的直接扶持与强力推进、逆市场性选择与市场失灵纠偏、对新一代科技基础创新高风险产业投资的倡导与虹吸引导等,从而整体实现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