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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宇：不要妄言“脱钩”
历史规律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谁都不要妄言“脱钩”。因为发生在17世纪的那场“脱钩”中，东西方两大强国，谁都没落下什么好处。
东方和西方如何“挂钩”
货币的缺乏曾经引发中国文明史上一个很大的悲剧——明初政府体制相对于前代的全面倒退。因为白银的相对短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被迫要建立一套残暴的、简陋的，但却无需借助货币经济就可以运作的政治-社会体制。这套体制的名字在中国经济史上很有名，即“洪武体制”。梁方仲先生曾用两个概念来解释这套体制，一个叫做“画地为牢的封建秩序”，一个叫做“赋中有役，役中有赋”的财政体制。“画地为牢”指的是明代用户籍把人的职业和居住地完全捆绑起来，不允许自由选择。“赋中有役、役中有赋”指的则是明代老百姓既要缴纳税赋，又要服劳役。
而纠正这次倒退的，就是发生于16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它让东西方“挂钩”起来，从而解决了中国经济的货币短缺问题。
根据学者估算，从1550年到1644年，也即明代最后的一百年，中国约有90%的白银从海外进口。这一数字相当于吸纳了全世界白银产量的1/4-1/2。无论用什么标准来看，这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以致于当时的中国博得了许多商人和航海家的一个称号：白银地窖。
中国成为了全球白银循环的终点，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在16世纪开始的那一波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凭借自己庞大规模的劳动力成了全球的产业中心、商贸聚集地和白银流入地。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优势生产的手工业制品，换来了产自日本和美洲的海量白银。欧洲和日本需要中国的丝绸、瓷器和香料，中国则需要欧洲和日本从全世界开采出的白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各取所需，这就是东方和西方开始“挂钩”的那段故事。
东西方经济的大规模“挂钩”直接影响了两个王朝的命运，一个是大明王朝，一个是哈布斯堡王朝。两个王朝各有一位重要人物：大明王朝的张居正和哈布斯堡家族的腓力二世。
张居正一生的所作所为，恰好与大明借海外输入白银之机，改革“洪武体制”，将残暴、落伍的财政体制恢复成唐宋以来的财政国家体制的逻辑线相吻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关”。有明一代的“开关”，实际上对应了向两个方向的开放：向北对蒙古陆路贸易的开放和向南对海洋贸易的开放。第二件事就是“一条鞭法”，其本质就是用收白银的办法，取代了强迫民众服徭役，从而瓦解了“画地为牢”的“洪武体制”。而要实现这一点，没有充足的白银流入，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隆庆开始的明代版本“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
腓力二世实现了西班牙帝国从征服者时代进入公务员时代的转变。著名政治学家理查德·蒂利认为，这是现代国家开始出现的重要一步。腓力二世能够用文书来治理庞大的帝国，跟另外一个条件也是分不开的，这个条件就是全球白银大循环。西班牙银元在当时那个年代是硬通货，是民间意义上的全球货币，地位相当于19世纪的英镑和20世纪的美元。而西班牙银元的广泛发行，又跟西班牙的全球贸易，尤其是从美洲发现了巨大的银矿有关。它永远改变了西班牙的财政结构：在腓力二世统治下，西班牙帝国政府基本上依赖于销售税，而不是人头税过日子了。这是腓力二世从发达的商贸中享有的好处，而这些商贸的基础，当然是西班牙在全球扩张殖民地所伴随的贸易活动。
这场东西方大“挂钩”的故事已经向我们呈现出了它的脉络：16世纪开始的全球白银大循环，以一种极为隐蔽的方式对东西方两大帝国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亚欧大陆的东方，它令首辅张居正得以实施改革，为“一条鞭法”全面铺开奠定基础，从而令大明王朝得以中兴。在亚欧大陆的西方，它令腓力二世得以筹集足够的军费，对付法国、奥斯曼和葡萄牙这些强敌，令西班牙帝国登上巅峰。
更妙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改革家之一张居正和西班牙历史上最有为的国王之一腓力二世，均对他们背后的这种隐秘关联一无所知。
“脱钩”与两大帝国的崩溃
讲明白了“挂钩”给双方带来的利益，“脱钩”的后果也就很好解释了。其实道理很简单：两个帝国既然不明白彼此“挂钩”的重要性，那么凭运气得到的东西，就会凭实力丢掉。
对西班牙来说，真正致命的只有一条，那就是白银循环的衰落。
17世纪上半叶，连接哈布斯堡王朝和大明的白银循环，受到了三重打击。第一重打击，就来自西班牙与荷兰之间的战争，荷兰人利用航海优势对西班牙的航路进行了封锁，其中就包括了对东亚白银贸易影响最大两个港口：一个是果阿，一个是马六甲。第二重打击来自日本。17世纪开始，日本幕府以传教为由，限制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与日本展开贸易，该“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当时整个东亚的白银贸易。第三重打击，则来自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东亚白银贸易的根本，是中国的白银短缺。在中国最缺乏白银的时代，最赚钱的生意还不是直接拿白银换瓷器和丝绸，而是直接拿白银换黄金。相对于白银在元代的大量流失，中国地区保留的黄金相对多一些，这就形成了一个套利空间：商人们把海外的白银运进中国，换成黄金，再去别的地方卖出去。比如，1568年，中国的金银兑换比是1:6，西班牙的金银兑换比则超过1:12。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办法从西班牙带白银到中国，换成黄金再带回去，你的利润就有100%。但是，随着套利生意规模的增加，大量白银涌入中国，高银价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到1627年以后，中国的金银兑换比已经涨到1:10-13，而西班牙的比例则在1:13-15之间。套利空间减小，白银流入中国的势头就衰减了。
在地缘政治和经济规律的重重打击下，东亚白银贸易的规模在17世纪上半叶开始大规模下跌。17世纪20年代，运往马尼拉的白银从23吨下降到18吨，到40年代下降到10吨左右。
这在哈布斯堡王朝和大明王朝各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大明的金银兑换比上涨到了跟西班牙接近的地步，这个数字不代表白银短缺得到了满足。最先从外贸中挣到银子的一批人就是海盗与外贸商，其次则是与他们打交道的国内商人，然后是受益于白银输入的政府机关，最后才是被减轻了束缚的老百姓。然而，一旦白银的流水被从源头上关闭了，最先遭遇货币短缺的，反而是老百姓。1638年，一千枚（一贯）铜钱能兑换0.9两银子，到1646年就只能兑换0.17两了。
老百姓一银难求，然而“一条鞭法”的规定又是交税必须交白银。当年利民便民的措施，莫名其妙竟成了给民众挖坑的政策。世间已无张居正。这一次没有位高者理顺治理过程中的细节，也没有百年一遇的改革家来给大明王朝续命了。
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白银循环的下降，直接造成了收入下降。在16世纪的最后五年，西班牙王室的收入达到了13200万杜卡特，平均每年2640万杜卡特。但是到1620年，那是腓力二世的儿子腓力三世在位的最后一年，王室年收入竟然萎缩到了40万杜卡特，而当时与荷兰的战争仍在持续，每年要花费400万杜卡特上下。1640年代，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先后发生叛乱，为了扑灭家门口的灾难，国王不得不在1648年跟荷兰和其他交战国签订和约，此即尼德兰八十年战争的结束。战后，荷兰获得独立，瑞典获得大量赔偿金，法国获得了大批领土，只有哈布斯堡王朝满盘皆输，从兴盛走向衰落。
主角与配角
以上就是17世纪那场“大脱钩”的故事。这段故事除了雄辩地证明“不要轻言脱钩，尤其是跟世界制造中心脱钩，脱钩对谁都没有好处”这个道理之外，可能还有两个教训很重要。
其一，人类历史并不乏这样的情况，就是整整一个时代，那些最聪明、最优秀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所形成的主流意见或共识结论，其实并看不到问题真正的解在哪里，甚至连关键变量是什么都不知道。1550-1644年，大明有无数名臣、儒士、哲人、墨客，哈布斯堡有无数学人、教授、专家、智者，他们一定对时局有种种发现、思考和判断，形成了种种恳切的分析和结论。然而，他们所有的意见要被舆论场听见，要被决策层考虑，就需要通过一个“漏斗”的考验，这个漏斗的名字叫做“主流意见”。不管这个主流意见是儒家伦理，还是天主教教义。不幸的是，白银这个主题，很可能并通不过主流意见的检验，上得了议事的台面。在主流意见眼中，这些精英有种种大问题要去处理应对。然而长期来看，所有大问题到头来被证明是小问题，而白银这个小问题却倒是举足轻重的大问题。
时过境迁五百年，谁敢说我们这一代人，就聪明到了真正把握住大问题的程度？
其二，古往今来，许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智者勇夫，都有很多理由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主角，而把其他人看作是历史的配角。然而仔细想想，我们所有人都是人，我们所有的活动也不过是建立在满足了吃喝拉撒睡、行立坐卧走这些基础之上，再去延伸出一点点人和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与勾心斗角而已。贾府的公子小姐们谈恋爱，离不开乌进孝替他们收租子。倘若租子收不上来，巧姐儿若无接济过的刘姥姥仗义相救，则残生难保。谁是谁的主角，谁又是谁的配角？
对尼德兰八十年战争中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最后一百年的大明来说，到底谁是主角，谁是配角？是否有可能，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开采白银的工人们、运输白银的船长们、交易白银的商人们，才是那段历史的主角？而隆庆皇帝、崇祯皇帝、张居正，查理五世、腓力二世、腓力四世，大明朱家子孙和哈布斯堡大下巴王族们，这些人其实反而是配角？
讲这段历史，为什么要用产业的线索和物质财富的循环来重新看待19世纪产业革命全面铺开之后这不到200年的历史？因为我认为——尽管我也不敢说我看到的线索就是关键——我抓住的框架就是解题的正确思路。我们需要关注有关人类吃喝拉撒、行立坐卧、生火做饭、照明取暖、做工休息、生育繁衍的种种小问题，因为魔鬼正在于这些细节之中，而且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它就在千万里之外决定好了你的命运。
本文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