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晋:走的人多了,为什么就有了路?

作者:[英] 罗伯特·萨格登

译者:方钦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3月

 

日常生活和习惯

 

当我们被问及,为什么中国的司机右行而英国的司机却左行,人们脱口而出的答案可能是,因为这是法律规定。如果我们深究这个答案,却发现它不够充分合理地解释这些现象。因为同样对于司机是法律规定,如不许闯红灯、必须系安全带、不许酒后驾驶的类似行为,在各个国家都有不少违背这些法律规定的人存在。进一步,我们还面对着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们不需要政府和司法机构颁布强制命令,就能够形成一些共识去自我遵守某些规则乃至道德规范,而不会遵循其他的,这样的行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罗伯特·萨格登所撰写的《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去解释人们是如何在不依赖于政府等强制力时,是如何产生出普遍认同的社会秩序的。

 

早期的萨格登思想致力于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和契约理论,专注于现代两种契约理论传统,即豪尔绍尼的功利主义- 契约理论和罗尔斯的平等主义- 契约理论,并尝试用博弈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工具进行更为精细化的讨论。然而在这些研究中,萨格登逐渐发现这两种契约理论都存在很大的缺陷:首先就是在将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工具的同时,所依赖的很多理性假设在现实中却并非不证自明或者具有可行性。其次,就是这些理论很难解释现实。最终,这些难题让萨格登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研究路径,尝试通过演化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等工具将惯例和人为设计的社会契约结合起来,从中推演人们之间如何在历史- 时间维度中产生社会正义和规则范式。
 

 

经济学的局限和惯例的三种类型

 

萨格登的《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这本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在前面的七章中,萨格登通过使用一些简单的博弈论模型工具推演出这样一个状态,即人如何在原初状态下,能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形成社会的秩序和惯例。而在后一部分,萨格登用演化模型论证了,人们习惯性称为自然法的信念和惯例,并非需要形而上学或者神命作为基础,也不需要设想一个最大社会福利这种假设,却仍旧可以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成为人们思想中应然的规范,也就是人们通常意义上的道德。

 

在本书一开始,萨格登就指出了传统经济学研究中面临的几个局限。首先,由于一般均衡的假设,当模型无法解释现实时,经济学家就只能求助于外生因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为人熟知的“公地悲剧”,对此解决的方法就是求助于政府的干预。政府就成为了解决公共品问题的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但是萨格登却认为一些现实中私人提供公共品的例子实际上比比皆是,比如在农村大家集资修路,这些都导致经济学在面对现实时显得苍白无力。其次,萨格登认为经济学家经常会暗示是政府构建出了法律,并且颁布让其在社会上执行。法律不过是一个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政府的“政策工具”。然而,这样的主张实际上忽视了很多法律早在政府立法确立之前,就已经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遵循的行为惯例这一事实。第三点,萨格登指出了一个通常被人忽视,却暗含在经济学中的一个前提,那就是在经济学家的模型适用性背后,通常持有的立场是假装他就是政府,并因而可以自由实施他所希望的任何政策。

 

在萨格登看来,这种将政府作为经济模型“外生”的变量,并没有能够恰当地理解政府或诸多政府在社会福利和经济运作中所产生的行为和影响;无论是现实,还是经济学,真正关注的应该是作出选择的个人,也就是出发点是“什么是我应该选择的”,而不是去设想存在一个公正、无偏的社会(或政府)它来选择什么。
 
本书的目的和主题就是为了弥补上述缺陷,用博弈论和经济学的视角重新思考人类长久以来讨论的惯例、道德和福利等一系列问题。萨格登主张:个体能够从自身的视角来进行道德判断,并且进一步解释到,“诸个体共同生活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下,趋向于演化出能够减少人际间冲突程度的惯例或行动准则:这就是自发秩序。每个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不必与他人发生冲突,这符合他的利益,而这就是这些惯例的起源。”
 
萨格登将惯例分成了三类,协调惯例、产权惯例和互惠惯例。协调惯例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就是交通博弈。萨格登向读者证明,只要在博弈过程中重复足够的次数,人们就能够通过逐渐学习从而形成某种共识,最终演化成某些更吸引人、更具有稳定性的策略。在长期中,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遵循并形成社会的惯例。该惯例是通过重复进行纯协调博弈演化,在人类社会中形成惯例和共识,我们生活中熟悉的货币、语言都属于此类惯例。

 

第二类惯例被萨格登称之为“产权惯例”。产权惯例和协调惯例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博弈的人与人之间存在真正的利益冲突,面临着资源稀缺的状况,因此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拥有某些物品,此时就需要确定该物品的所有权。对这种情况,萨格登使用了简单的鹰鸽模型等,说明了人类社会在长期演化中是如何确定物品的归属,以及形成对于产权一类的共识的过程。

 

第三类是“互惠惯例”。单纯的竞争并不能构成人类社会,惯例不仅处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行动(如交通),以及确立和尊重所有权的归属,惯例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指导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和合作。萨格登从人们耳熟能详的“囚徒困境”模型出发,逐渐加入其他相对复杂的演化博弈模型,来说明人们是如何形成长久的合作和信守承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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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