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秋天，“苹果16 Pro首次参与国补”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一款高端手机的降价信息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背后折射的不仅是消费者的价格敏感，更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政策现象。随着国内消费增速放缓，如何有效激发内需潜力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课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助理教授罗弥和北京大学案例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林黛西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表示，政策本身并无倾向性，初始投放时也看似无差别地流向市场，但当资金与既有市场结构相遇，一种无形的筛选机制便悄然启动。补贴资金在每一层都被差异化地消化与再分配，最终呈现出总量效果与结构效果并存的复杂格局。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8期。
2025 年秋天，“苹果16 Pro 首次参与国补”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一款高端手机的降价信息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背后折射的不仅是消费者的价格敏感，更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政策现象。随着国内消费增速放缓，如何有效激发内需潜力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国家发展改革委与财政部联合推出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国补”由此展开。的确，财政补贴在特定条件下能够撬动可观的消费增量，但当千亿级财政资金进入市场后，如何层层传导？不同主体表现如何？作为当前中国特殊市场环境下一次有益的政策实践，“国补”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或可窥见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在复杂市场中落地的真实图景。财政补贴作为需求管理的经典政策工具，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凯恩斯主义的乘数效应框架：当经济体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时，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注入外生动能，触发居民消费—企业收入—再投资的正向循环。当居民在“应买未买”的状态下陷入观望时，补贴通过压低实际支付价格，挖掘潜在需求，进而制造消费脉冲。20 世纪30 年代，德国政府推出的小额消费券、美国的食品券，都是该逻辑的实践。然而，“补贴撬动需求”这一命题并不天然成立，政策效果高度依赖设计细节与市场结构。Mian 和Sufi（2012）对美国“旧车换现金”项目的评估发现，销售增长主要来自跨期转移（intertemporal shifting），长期净效应有限。Hoekstra 等（2017）更指出，补贴反而可能降低消费者总支出，因为人们转向购买更便宜的替代品。德国和日本的经验也印证了“提前购买效应”的存在。从消费者行为看，不同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显著。Kang 等（2022）发现，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对补贴反应更敏感；Kaplan 和Violante（2014）则强调，流动性受限家庭对一次性支付的反应强于永久性收入变化。Kan 等（2017）也发现低流动性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在中国情境下，Lin 和Lin（2025）对能效补贴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主导品牌和头部平台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政策收益。胡羽珊等（2025）发现文旅消费券乘数达4.1—4.4，但政策红利主要集中于中青年、城市居住、教育或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可见，政策效果受到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国补”政策出台之际，中国消费市场正面临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2023 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7.2%，较38 国平均水平低16.6 个百分点；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远低于过往8% 以上的增速区间，而居民总储蓄率却攀升至43.4%。并且，消费动能减速还伴随着深刻的结构性分化：一方面，粮油食品、化妆品、医药等刚需类商品保持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家电、汽车、家具等大宗消费品增速却明显放缓。与此同时，在“双碳”目标的牵引下，绿色消费正悄然成为一个结构性支点。2023 年绿色经济为中国GDP 带来11.4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如此，补贴政策既具备了产业基础，也有了兼顾扩内需与促转型的双重可能。在传统消费品增长见顶，但绿色消费供给仍存缺口的背景下，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出台，声势浩大的“国补”由此展开。从2024 年“扩量”、2025年“扩围”到2026 年“提质”，政策补贴力度从全面铺开逐渐变得聚焦，产业导向也在鼓励消费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绿色化与智能化。2024 年，《关于〈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亦称“两新”）和家电以旧换新细则落地：对个人购买二级及以上能效的冰箱、洗衣机等8 类家电，给予15% 的补贴；一级能效产品补贴20%，单件上限2000 元。中央财政安排1500 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央地按9 ∶ 1 比例分担。2025 年，政策“加力扩围”。资金规模翻倍至3000 亿元，补贴品类从8 类扩至12类，空调补贴件数放宽至3 件，手机、平板等消费电子首次纳入。2026年，政策进入调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回调至2500 亿元，但新增1000 亿元贷款贴息资金。补贴品类从12 类精简至6 类，保留冰箱、洗衣机等核心品类，新增智能眼镜与智能家居产品，取消家装及电动自行车补贴，对产品有更高的节能和智能要求。同时单件补贴比例由20% 降至15%，上限由2000 元降至1500 元，能效门槛从二级提升至一级。虽然，政策本身并无倾向性，初始投放时也看似无差别地流向市场，但当资金与既有市场结构相遇，一种无形的筛选机制便悄然启动。追踪补贴的传导路径可以发现：不同渠道的禀赋差异在事实上划定了“谁有资格参与”，不同品牌的资质差距影响了“谁在增长中受益”，不同消费群体的行为特征则揭示了“谁的需求被激活”。补贴资金在每一层都被差异化地消化与再分配，最终呈现出总量效果与结构效果并存的复杂格局。补贴资金流向的第一站，是渠道。凭借用户规模、供应链与流量运营优势，头部电商成了此次政策的主要承接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