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载寒暑，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转瞬，但对于中国金融而言，这却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激荡长征。从最初偏安一隅的封闭体系，到如今深度嵌入全球金融的心脏，我有幸作为一名亲历者，随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浪潮，从北京的方寸柜台，一路走到了伦敦金融城的权力核心。”
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建银国际（香港）原总裁丰习来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复盘了他四十年金融生涯的得失，拆解伦敦人民币清算行申办的惊心动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从来不是靠高楼大厦支撑，而是靠全球金融主权和规则制定权。”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8期。
站在2024 年退休的时间节点回望，距离我初入金融之门的1984 年，已整整过去了四十个春秋。四十载寒暑，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转瞬，但对于中国金融而言，这却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激荡长征。从最初偏安一隅的封闭体系，到如今深度嵌入全球金融的心脏，我有幸作为一名亲历者，随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浪潮，从北京的方寸柜台，一路走到了伦敦金融城的权力核心。
这段职业生涯，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轨迹，更是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一个微观缩影。我想通过这些文字，复盘四十年金融生涯的得失，拆解伦敦人民币清算行申办的惊心动魄，更分享一种我受用终身的职业逻辑——“弧线”哲学：在周期波动中保持定力，在规则博弈中进退有据，在文明碰撞中坚守本心，最终在时代浪潮中画出一条向上的成长轨迹。为什么要用“弧线”定义我的职业哲学？在物理学中，弧线是两点之间最具张力的路径；在金融中，弧线是资产价格波动的轨迹；而在我的职业实践中，弧线代表着一种“进退有据”的智慧——真正的职业生涯绝非一条简单的直线，面对规则壁垒、权力博弈与文化冲突，直线撞击往往头破血流，而弧线式的突围，才能绕过无效损耗，在波动中寻找向上的合力点。这种智慧，核心是“外圆内方”的修行。作为一名“平民金融家”，在伦敦金融城那个精英云集、讲究血统与履历的丛林里，我并非所谓的“10 分天才”，但“8 分人才”的坚守与智慧，同样能画出令世界瞩目的弧线。“方”是职业的底线与骨气，是“信任但要复核”的严谨，是申办清算行时对国家利益的寸步不让，是在权力博弈中敢于坚守原则的胆识。没有这个“方”，人就会在国际博弈中迷失，变成随波逐流的“稻草人”。“圆”是沟通的智慧与格局，是地铁背包里那份被翻烂的《金融时报》，是能与金融界巨擘谈笑风生的见识，是能将“商业竞争”转化为“国家金融安全备份”的逻辑。圆，不是妥协，而是为了让我们的“方”，能在充满偏见的体系中更顺滑地抵达目的地。2014 年，我抵达伦敦金融城老宽街111 号，接手建行伦敦机构——一家资产仅8 亿美元、员工不足40 人，还背负着大宗商品交易包袱的机构。彼时，我们面临的是一场“蚂蚁对大象”的生死局：竞争对手是深耕英国85 年的中资巨头，资产规模500 多亿美元，与当地监管机构有着深厚的“默认契约”，甚至公开宣称“伦敦清算行非我莫属”。对当时的建行伦敦而言，申办人民币清算行不是可选项，而是生存的唯一稻草。如果按部就班地做存贷款业务，我们永远无法摆脱“二等公民”的身份，更无法在伦敦这个全球金融枢纽站稳脚跟。这顶“皇冠”，既是总行交给我的政治使命，也是我们40 人小团队的自救之路——欲戴皇冠，必受其重。初到伦敦，我便敏锐地察觉到跨国银行的权力潜规则：外派高管是“流水的兵”，本地员工是“铁打的营盘”。以一位资深英国副总裁为核心，合规官与风险官为两翼，形成了一个“影子内阁”，利用信息不对称架空总裁权力——合规官手握规则“解释权”，风险官挥动决策“否决权”，将“合规”变成了“权力控制”。要拿回“一号位”的实权，不能靠拍桌子，而要靠对规则底层逻辑的穿透。在一次监管会谈中，我当着合规官的面，直接向英国监管官员发问：“作为子行总裁，我本人可以直接与你们沟通吗？”监管官员的回答干脆而明确：“我们非常欢迎直接与子行总裁对话。”这句话，像一把手术刀，切断了“影子内阁”赖以生存的信息垄断，也让我正式确立了在机构内的核心决策权——没有这一仗的胜利，后续的清算行申办将只是空谈。面对实力悬殊的对手，平维竞争无异于以卵击石。我意识到，要赢得申办，必须进行“降维打击”——跳出商业层面的比拼，站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视角，思考人民币国际化大局中的“战略最优解”。在复杂的国际金融博弈中，“次优理论”往往能推导出真正的答案，即在不确定性环境下，选择风险最分散、激励最相容、安全最稳固的方案，才是全局最优。我向决策层抛出了三大核心逻辑，构建起“金融安全”的论证体系：一是“集团资金实力论”，强调清算行的核心是流动性支持，建行集团的资金深度和流动性池，远非单一分行的“小账”所能衡量，能为伦敦人民币市场提供最坚实的支撑；二是“唯一性激励论”，指出竞争对手已在香港拥有人民币清算资质，伦敦对其只是“锦上添花”，而对建行而言，伦敦是唯一的机会，必然倾尽全行资源；三是“IT 系统天然备份论”，将商业竞争上升到国家金融设施安全高度——若两大核心清算中心（中国香港、伦敦）同属一家机构、一套系统，一旦出现故障，全球人民币清算将瞬间瘫痪，而建行的参与，能为国家提供天然的物理备份。这套逻辑，将建行从“争利者”变成了“解题者”，也最终打动了决策者——当竞争对手的历史优势，在“系统安全”和“唯一激励”面前变成管理冗余时，天平已然倾斜。申办进入胶着期时，竞争对手利用深厚人脉，说服中国驻英国大使出具了正式推荐信，这在国家决策层面具有极高权重，一度让我们陷入被动。硬碰硬只会适得其反，我们选择以“自省”破局：总行副行长亲临伦敦使馆，以“汇报不足、向大使道歉”为开场白，将“对峙”转化为“求教”，既给足了大使尊重，也借机全面展示了建行的技术实力、系统优势和集团支撑。大使作为资深外交家，瞬间读懂了背后的智慧，态度也随之转变。随后，我密集走访伦敦金融同业和监管机构，传递核心逻辑：人民币清算本质是商业银行的基础功能，建行的技术与资金实力毋庸置疑。最终，央行调查组的报告给出了公正评价：“两家争办机构都完全具备承担清算行业务的能力”，从“唯一推荐”到“双强并立”，我们在外交与专业的夹缝中，靠智慧闯过了又一道险关。在伦敦金融城，英格兰银行行长的日程表以半年为单位预排，而我们需要在两周内，促成建行董事长与时任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的最高规格会面，敲定清算行最后细节。常规路径绝无可能，我们选择“非对称突破”——借助中国人民银行驻伦敦首代的力量，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部署”为切入点，将商业会面升级为“央行间战略对表”，最终奇迹般地争取到了会面机会，拨快了清算行落地的时间轴。另一场硬仗，是与汇丰银行签署清算协议。距离签约仅剩几天，汇丰律师团重写了70% 的协议条款，近乎推倒重来。我的律师陷入绝望，而我选择不谈技术谈格局——直接约见汇丰负责人，反问：“我们要谈的，究竟是一笔商业买卖，还是中英两国金融史上的一次历史性握手？”在绝对的战略利益面前，纠缠不清的技术细节迅速消融，协议最终赶在董事长落地前签署。2024 年我退休时，伦敦人民币清算行累计清算金额已突破100 万亿人民币。这个数字背后，是四年间无数个不眠之夜，是“欲戴皇冠、必受其重”的真实写照。我们不仅抢下了牌照，更在香港之外，亲手打造了一个全球最活跃的人民币离岸节点。2026 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在伦敦增设一家清算行，我心中没有失落，只有释然——人民币国际化的蛋糕，已大到足以容纳两个巨人并存，这正是“弧线”哲学的终极走向：起于博弈，经于拼搏，成于格局。伦敦金融城不仅是资本的战场，更是东西方文明碰撞的舞台。这里的规则，不仅是白纸黑字的条文，更是延续数百年的仪式与潜规则；这里的博弈，不仅是利益的争夺，更是文明与认知的交锋。金融城的“国中之国”地位，从一场市长晚宴的笑话中可见一斑：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向奥巴马请假参加金融城市长轮换晚宴，奥巴马困惑地问：“你不能让伦敦市长推迟活动吗？”卡梅伦笑着回应：“伦敦有两个市长，你可能压根没听说过金融城这位市长的历史。”这个笑话背后，是金融城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的超然地位——在这里，传统就是信用，历史就是门槛。这种传统背后，是英国极致理性的“拿来主义”基因：英国女王的丈夫皆非纯粹英国人，金融城也从不排斥外来者，前提是你能为它带来流动性和活力。当年接纳欧洲美元，成就了其全球外汇中心的地位；如今布局人民币，则是为了抓住未来的竞争力。这种包容，不是道德高尚，而是理性选择——只要你代表未来趋势，这片古老的森林就会为你腾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