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正身处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历史节点。在这一交汇期，“全面提升金融适配性”不仅是破解金融体系“大而不强、大而不精”的精准路径，更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它意味着金融供给必须完成一场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效能”、从“被动跟随”到“主动引领”的根本性跃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指出，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其核心使命在于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提升适配性，就是要让金融资源精准匹配经济结构转型、科技自立自强及社会民生改善的多维需求。这场变革，亟须贯穿认知重塑、深度适配、共荣共生与防御筑基的系统性重构，在推动供给转型的同时，同步筑牢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8期。

认知重塑：走出规模幻象，转向“创新保护”

告别以资产规模和网点数量丈量强大的“均衡幻象”，是我国金融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尽管我国多项金融指标已稳居全球第一方阵，但“大而不强”的供需错配痛点依然存在。在过往的追赶期，我们有着优先“做大”的强烈驱动。然而，正如“规模报酬递减”规律所示，当体量扩张越过临界点，边际效益必然下滑，甚至陷入“规模不经济”的境况。因此，唯有彻底打破规模崇拜，才能真正走出幻象，聚焦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来重塑资源布局。

从经济思想史的维度审视，这种对静态完美的追求有着深远的理论渊源。19 世纪70 年代，法国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以联立方程组构建了宏伟的“一般均衡理论”。其逻辑起点最早可追溯至1776 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经典隐喻——市场能够通过价格联动，自发实现整体均衡。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对价值分配进行了系统推演，进一步揭示了各要素间此消彼长的动态关联。这些思想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假设：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理想条件下，整个经济体系中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需均能通过价格的自动调整同时达到出清状态。这一理论谱系后来经帕累托、萨缪尔森等人的拓展，直至20 世纪50 年代由阿罗和德布鲁完成公理化完善，最终铸就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硬核”。

然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是不断打破旧均衡的动态变迁。1929 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早已击碎了市场自动修复的神话，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无情地证明，缺乏微观活力与结构弹性的庞大体量，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可能因为“大而不能倒”的绑架，积累起更深层次的系统性危机。“十五五”规划首次将“金融强国”写入纲要，正是对这一认知的彻底扬弃。这意味着，在认知层面，要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质效优先”的决绝转身；在制度层面，要主动求变，从“规模保护”转向“创新保护”，让金融体系真正成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深度适配：以“五篇大文章”为坐标，锻造全球配置能力

打破规模崇拜之后，首要命题是重新回答“金融究竟该服务谁”。金融“五篇大文章”正是这套新坐标的五个方位轴，分别对应着我国经济转型中最具结构性张力的领域：创新驱动、低碳转型、共同富裕、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升级。校准坐标的本质，是让金融供给从过去“铺摊子”的外延扩张，转向与经济肌理深度咬合的“精准滴灌”。这是一场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适配革命。数据印证了这一转向的力度：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余额已超百万亿元，保持两位数同比增长。与此同时，银行业总资产已稳居全球第一，但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这意味着外延式增长的红利已近尾声，质效攻坚成为唯一出路。

精准适配的真正难点在于，经济肌理本身时刻在变。科技创新的路线在迭代，绿色转型的节奏在调整，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加速——如果没有一套能够实时感知、动态反馈的机制，再精准的坐标也可能在落地的瞬间就已过时。这正是AI 进入金融适配命题的关键入口。AI 为金融适配装上了一双“动态感知的眼睛”，它能够穿透传统财务数据的表层，从产业链关联、专利图谱、碳排放轨迹等“暗信息”中，捕捉经济主体的真实状态与演变趋势。一家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可能在资产负债表上尚无亮点，但它在技术路线上的卡位、在供应链中的节点价值，这些恰恰是判断其未来成长性的关键——传统风控模型看不到这些，AI 能。更进一步，AI 改变的不仅是感知能力，更是适配的响应速度。过去金融机构对产业变化的认知存在天然时滞，链条漫长，而当大模型能够实时解析政策文本、产业链动态与企业行为数据，并将这些信号在数秒内映射为风险评估与资源配置的调整参数时，金融体系就从“事后跟随”迈向了“实时校准”。这种能力在绿色金融领域尤为显著，AI 正推动碳核算、绿色资产定价等环节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AI 不是金融适配的答案本身，但它让适配从“一次校准”变成了“持续校准”的过程。

要将精准适配转化为高效资源配置，离不开强大的资本市场枢纽。相比天然偏向成熟行业的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在长期资本与风险共担上的比较优势，恰好契合科技创新与绿色转型的迫切需求。随着注册制改革全面深化，A 股总市值已站上百万亿元新台阶，中国债券市场托管规模突破200 万亿元。中国资本市场正由体量大变为能力强，不仅在全球资产定价体系中逐步掌握了与其经济体量相匹配的话语权，更在投融资功能日益协调的良性生态中，展现出穿越周期的内在韧性与强大的财富效应。

全球资产配置能力，是检验金融体系深度适配的终极标尺。真正的金融强国，不仅要具备为国内经济精准定价的内功，更需掌握将本国资产推向全球、参与国际定价的话语权。近年来，随着跨境互联互通机制的纵深扩容，境外机构持有中国债券规模稳步攀升，人民币资产更是连续多个季度被全球主流主权基金与养老金纳入增配清单。这绝非偶然：当中国金融市场的适配能力与制度韧性持续增强，全球资本增持中国资产的逻辑，已然从政策驱动下“买不买”的试探，彻底转向了风险收益权衡中“配多少”的战略抉择。

共荣共生：让韧性从金融生态中自然涌现

从“深度适配”迈向“共荣共生”，本质上是从完成一次校准，走向构建一套能够持续自我校准的金融生态机制。该理论由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3 年引入中国金融领域，后融合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形成体系。它借用生态学原理，强调金融系统的动态平衡、资源配置机制及自发性市场秩序，涵盖市场机制、法律规范与政府干预的边界划分，其内涵包含三重维度：聚焦宏观经济、法治信用等外部要素，解析金融主体与环境互动规律，关注系统动态平衡与演进机制。核心特征表现为关联性、适应性、依存性和演进性，主张通过产权界定、信息透明与制度完善维持生态稳定。

国际经验反复印证，金融安全不取决于堤坝的高度，而在于生态的厚度。在这方面，英国和新加坡具有代表性。1744 年，爱丁堡两位牧师罗伯特·华莱士与亚历山大·韦伯斯特为寡妇基金计算生存概率，催生了现代精算学的雏形。此后，劳合社、中央银行、交易所、长期国债，“需要什么就发展什么”。每一次催生都不止于工具创新，而是新物种在实体经济中的深度嵌合——精算嵌入风险管理，债券嵌入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融资，中央银行嵌入体系的流动性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