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何为经济增长更根本的驱动力？该论争贯穿于经济学发展历程，仍在学术界引发深入讨论。熊彼特将“创造性破坏”的技术创新置于资本主义增长的核心（Schumpeter，1942）；而诺斯则强调“制度决定经济绩效”（North，1990）。2022 年迪弗洛等学者揭示了特定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2023 年莫基尔对工业革命的深邃研究，凸显了“有用知识”积累的核心地位。

本文立足理论的同时对比中美经济竞争态势。根据IMF 与世界银行数据，中美经济总量之比在2010—2021 年间经历了快速的“收敛”，中国GDP 从美国的41% 攀升至76%。然而，该趋势在2021年后出现逆转的迹象。“先收敛，后发散”的态势迫使经济发展必须超越短期的政策波动，从“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深层逻辑中寻找答案。

莫基尔提出将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追溯至“有用知识”的积累与转化。通过区分“ 命题知识”（Know-why）与“指令知识”（Knowhow）揭示了技术进步的内在结构（Mokyr，2016）。命题知识代表对自然规律的理论认知，而指令知识则体现为实际操作技能，二者的有效结合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经验表明，蒸汽机技术的改进既需要理解大气压力原理，也需要工匠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制造工艺。莫基尔理论的关键启示在于两种知识的结合与增长绝非自动实现，而是依赖于一个能够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知识共享并容忍试错与异见的制度与文化环境。欧洲启蒙运动后形成的“文人共和国”与竞争性的思想市场，正是工业革命得以在英国而非其他地方爆发的深层原因。因此，技术创新本身是一个高度制度依赖的过程。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的 “包容性制度”与“榨取性制度”范式证明技术效用的差异性，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后果（Acemoglu & Robinson，2012）。例如，蒸汽机技术在包容性的英国催生了工业革命，而在榨取性的西班牙殖民地则可能主要用于更有效率的矿产掠夺。“技术可能性前沿”概念形象地表明，制度决定了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大繁荣边界，而技术则决定了在该边界内运行的效率。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理论洞见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AI 是成为增强人类的工具，还是强化控制的手段，完全取决于规制制度选择（Acemoglu，2021）。

厘清技术与制度的关系必须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莫基尔、阿西莫格鲁与阿吉翁的理论构建技术、制度与知识的协同演化，其中，技术是增长的引擎，但制度是决定引擎功率、方向与可持续性的控制系统与轨道，三者协同演化的过程同时也揭示中美经济“收敛—发散”的竞争现状和发展趋势预测。

中美创新比较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奇迹，即中国的“黄金追赶期”（2010—2021），是阿吉翁“模仿式增长”理论的完美案例。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地吸收了全球工业革命积累的技术存量，并凭借其后发优势实现了惊人的技术扩散。强大的国家能力确保了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等基础条件的快速建成在一定发展阶段是有效的。

然而，该模式的局限性也符合理论预期。莫基尔所强调的“命题知识”创造不足，随着经济逼近技术前沿而日益成为增长的桎梏。中国的研发投入虽高，但多集中于技术的应用与改进，而在“从0 到1”的原始创新，即命题知识上仍显乏力，直接导致了当技术模仿的红利耗尽时，增长动能逐渐衰减。观之美国，2021 年至今是美国的“复兴发散期”，其近年的经济表现展现了其制度环境的一定韧性。《芯片法案》与《通胀削减法案》并非传统的产业政策，而是典型的通过制度创新来重塑市场激励，引导私人部门向关键领域投资。其在AI、生物科技等领域的持续领先，并非源于政府的精准规划，而是根植于哈耶克所强调的“利用分散知识”的社会机制（Hayek, 1945）。美国能够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本质上也是其制度软实力的体现。因此，美国经济的“复兴”，受益于其制度环境能够持续孕育和吸收颠覆性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的核心地位与中国的抉择

未来中美经济前景的预测关键在于对两国制度演化路径的判断。美国的制度并非完美，其面临的贫富差距、政治极化等问题同样会侵蚀社会资本与制度效能。美国未来的持续繁荣关键在于对包容性制度的维护，主要着眼于该制度是否具备足够的自我修复能力，以防止包容性制度退化为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榨取性制度。

而中国的前景则取决于能否实现从赶超思维到文明增长思维的范式革命。在制度维度实现突破需要构建法治化的包容性经济制度，确保产权不受权力任意侵犯，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是激发“创造性破坏”的基本前提。

此外，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杜绝寻租空间，使官僚体系从资源的分配者转变为创新生态的维护者。若不能完成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即便投入再多的研发经费，也可能陷入有研发无创新的困境。

结论

基于诺奖经济学理论与中美的经济竞争态势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在短期和特定发展阶段，技术创新可以独立于制度实现追赶式增长；但从长期和根本上看，制度创新决定了技术创新的速度、方向与可持续性，因而是更具决定性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