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引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布伦特原油期货3月涨幅高达63.3%，创下了自1988年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当地时间4月8日，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暂开放后再次关闭，导致多艘油轮被迫返航。
石油市场是一个牵动全球通胀、地缘政治与宏观周期的复杂巨系统，油价的每一次剧烈波动都有可能在宏观经济中掀起巨大连锁反应。《北大金融评论》专访了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政策顾问及副总裁卢茨·基利安（Lutz Kilian）。作为全球石油市场领域的顶尖学者，过去20多年，基利安发表了一系列分解油价变动底层驱动因素的论文，多次入选科睿唯安“高被引科学家”。他在采访中表示，地缘政治风险在石油市场中一直至关重要，除了最直接的供给冲击外，更大的挑战在于油价预期是不可观测的。那么我们如何知道市场何时在对风险做出反应？我们其实不需要直接测量预期，因为任何对油价预期（或不确定性）的反应都会体现在更高的石油储藏需求中。
油价暴涨，各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官员们的会议室里早已拉响警报——这并非因为他们试图预测石油的下一秒价位，而是油价的每一次剧烈波动都有可能在宏观经济中掀起巨大连锁反应：油价上涨会直接推高运输、制造等成本，迫使输入性通胀渗透进CPI、PPI，甚至带动核心通胀或重塑公众的通胀预期；若油价继续攀升，形成“工资—物价螺旋”，央行便不得不在稳增长与控通胀之间走钢丝，随时可能调整利率节奏以平衡风险。
传统观点认为，油价飙升主要由供应中断驱动——如OPEC减产、地缘冲突或管道故障。然而，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政策顾问兼副总裁卢茨·基利安（Lutz Kilian）的研究颠覆了这一叙事。他开创性地将油价冲击分解为原油供给、全球总需求和预防性需求三类冲击。这种区分不仅仅是学术性的：误判油价冲击的根源会导致错误的政策回应；央行等政策制定者不应机械地对油价变动做出反应，而应精准识别油价上涨的根本驱动因素，并据此制定政策。
作为全球石油市场领域的顶尖学者，过去20多年，基利安发表了一系列分解油价变动底层驱动因素的论文，多次入选科睿唯安“高被引科学家”。从评判战略石油储备、测算能源制裁冲击，到为央行利率决策提供依据，基利安的研究反复证明：石油市场的真实逻辑，远比新闻头条更为复杂。石油市场是一个牵动全球通胀、地缘政治与宏观周期的复杂巨系统。基利安并不满足于媒体上常见的、将油价涨跌简单归因于地缘冲突或投机炒作的表面叙事。相反，他力图用严谨的计量模型解剖海量数据，还原油价波动背后真实的驱动逻辑及其复杂后果。2009年，基利安在《美国经济评论》（AER）上发表了其石油研究系列的奠基之作——《并非所有油价冲击都相同》（Not All Oil Price Shocks Are Alike）。这篇论文直接挑战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过度强调供给冲击的共识。在此项经典研究中，他创新性地构建了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将油价变动分解为三类冲击：原油供给冲击（如地缘冲突导致的物理断供）、全球总需求冲击（如全球经济扩张的拉动），以及预防性需求冲击（如市场出于对未来短缺的恐慌而产生的囤油需求）。基利安的实证发现颠覆了既往认知：不同类型的油价上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截然不同。由全球经济繁荣驱动的油价上涨，其负面拖累往往会被强劲的宏观需求所抵消；而令人意外的是，纯粹的供给中断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其实相对有限；真正对消费国造成最严重滞胀打击的，往往是由恐慌和不确定性引发的预防性需求激增。这项工作为各国央行在应对油价异动时，应如何准确判断冲击来源并采取差别化的货币政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学理依据。以2014至2016年的油价崩盘为例，当油价从每桶100多美元断崖式跌至30美元以下时，许多分析人士最初将此归咎于美国页岩革命向市场注入了过量供应。基利安的框架给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全球真实经济活动放缓发挥了实质性作用，而非单纯的供给冲击。目前，这篇论文已被引用超5800次，深度影响了后续的能源经济学与宏观货币政策研究。1996年，基利安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密歇根大学执教近二十年，建立了自己作为世界顶尖能源经济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专家的声誉。2019年，他加入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得克萨斯州作为美国最核心的油气产区，使得达拉斯联储拥有深厚的能源市场研究积淀，也为基利安提供了将前沿学术研究直接应用于政策实践的理想平台。在此之前，经济学家在衡量全球石油或大宗商品需求时，通常采用OECD国家的工业生产指数或全球GDP。基利安敏锐地指出了这些传统指标的局限：数据频率低、存在明显滞后且经常被大幅修正、难以充分反映新兴市场的需求增长，且产出指标无法准确代表对工业大宗商品的真实需求压力。为解决这些问题，他创造性地提出利用全球干散货海运单程运价指数作为代理变量，构建了“全球真实经济活动指数”（Kilian指数）。在他看来，短期内，全球干散货（如铁矿石、煤炭、谷物等原物料）的商船供给是极度缺乏弹性的，海运运费的剧烈波动能够最及时、最真实地反映全球工业大宗商品的需求变化。Kilian指数的诞生，使得计量模型能够有效分离油价波动中的全球总需求冲击。借助该指数，基利安证明2003—2008年的油价大幅上涨以及2014—2016年的油价崩盘，主要由全球需求侧因素驱动，而非传统认为的供给冲击。目前，Kilian指数由达拉斯联储定期更新并在美联储FRED数据库公开，已成为能源经济学和商品市场研究领域的标准工具。尽管能源经济学仍是其主要关注领域，但基利安在应用计量经济学更广泛的问题上也贡献卓著。他与Helmut Lütkepohl合著的《结构向量自回归分析》（Structural Vector Autoregressive Analysis）一书，系统梳理了结构VAR的计量基础、识别策略及实际应用，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教科书。
随着全球能源格局的深刻演变，基利安的研究也持续面临新的课题：油价冲击如何真实影响当下的通胀动态？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经济的传导机制究竟如何？在能源市场可能于未来二十年发生结构性变革的背景下，经济学家该如何构建前瞻性的模型？
基利安始终保持着实证学家特有的审慎。他承认能源转型终将重塑市场，但他提醒人们，不要轻言传统的供需逻辑已经过时。“从目前情况看，可再生能源将满足全球持续增长所产生的额外能源需求，而石油需求的增长则更为缓慢，甚至略有下降。”基利安说，“但在石化行业以及长途运输领域，目前还没有明显的油气替代品。”
在基利安看来，能源转型将是一个跨越数十年的漫长过程。在此期间，石油市场的基本经济规律依然保持着惊人的稳定性，而他将继续用数据和逻辑，在石油市场的迷雾中寻找真相。《北大金融评论》：您关于将油价冲击分解为供给中断、总需求冲击和预防性需求冲击的开创性研究，为理解石油市场奠定了基础。然而，自俄乌冲突和地缘政治碎片化加剧以来，许多人认为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已主导了传统的供需基本面。您认为油价的结构性驱动因素是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卢茨·基利安：地缘政治风险在石油市场中一直至关重要，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石油市场的兴起。例如，在我2001年与Robert Barsky合作的早期研究中，我们有力地论证了即使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地缘政治风险也是油价的重要驱动力。事实上，学术界对地缘政治及其他油价风险的建模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你提到的全球石油市场实证模型中的“预防性需求冲击”，正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它承认了对未来油价的不确定性（包括地缘政治油价风险）能够驱动油价，而这种驱动力超越了教科书模型中传统的流量供给和流量需求冲击。然而，由油价不确定性驱动的预防性需求仅是这一传导机制的一部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油价预期的转变，因为市场会预判未来的地缘政治供应中断或全球经济的扩张与收缩。例如，如果我预期油价会上涨（或许是因为我预判霍尔木兹海峡将关闭），我会在价格低廉的当下买入石油并储存，待供应中断发生后再高价卖出获利。这样一来，库存和油价都会立即上涨。挑战在于，油价预期是不可观测的，那么我们如何知道市场何时在对风险做出反应？我们其实不需要直接测量预期，因为任何对油价预期（或不确定性）的反应都会体现在更高的石油储藏需求中。通过在模型中加入全球石油库存变化的代理变量，并模拟这些库存的决定因素，我们就能推断出预期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油价和其他变量。最近，在与达拉斯联储同事的合作研究中，我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分析，试图对预期和库存进行联合建模，并允许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我们开发了一个包含油价的全球经济动态非线性模型，使油价能够对经济中的供需转变做出反应。该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允许全球石油供应发生重大中断的概率随时间变化。这使得我们可以根据石油供应短缺的规模、预期持续时间和概率的持续性，追踪全球经济对概率冲击的反应。该模型不仅能捕捉地缘政治事件的预判，还能捕捉其现实化过程。这在分析波斯湾等潜在冲突背景时尤为有用。《北大金融评论》：您的研究强调了全球总需求在驱动大宗商品价格周期中的关键作用。鉴于全球经济放缓、主要经济体的人口结构转变以及能源转型，您认为我们是否正在见证始于21世纪初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终结？还是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由不同结构性力量驱动的碎片化新周期？卢茨·基利安：我对是否存在“超级周期”持保留态度。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曾对识别经济波动中的长短周期产生过极大兴趣。但相关文献很久以前就销声匿迹了，因为基于相对较短的数据跨度来识别周期非常困难，而且说到底，这对于理解到底是什么在驱动数据并没有太大用处。最近兴起的关于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的文献同样面临这些问题。我完全同意，许多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贸易的逆全球化趋势、能源转型以及近期能源流动的阻断，都使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市场的建模更具挑战性。但问题不在于决定油价的根本因素变了，相反，挑战之一在于，不完全分割的区域性能源市场比单一的全球市场更难建模。另一个挑战是能源市场的暂时性错位会影响运输成本，而我们通常会忽略这一点。第三个挑战是许多经济体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例如，美国曾是主要石油净进口国，但现在的石油贸易已接近平衡，这改变了油价冲击向经济传导的方式。这意味着，20世纪70和80年代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目前的实证工作价值下降。我们又回到了依靠极短样本工作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定量理论模型在理解未来能源市场变化方面将变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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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即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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