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提出5 年来，在顶层设计的引领下，我国绿色发展呈现出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跃升态势。随着“十五五”规划即将启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迎来深度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地的核心要素，绿色金融紧扣能源结构转型、产业低碳升级、生态碳汇提升等“双碳”关键任务，已在引导资源配置、深化风险管理、构建市场定价机制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双碳”目标阶段性推进提供了坚实金融保障。

一是在资源配置方面，绿色金融精准对接“双碳”领域资金需求，产品服务体系向纵深拓展。围绕“双碳”目标下的能源替代、工业减排、碳汇建设等重点场景，绿色金融工具体系已形成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融资租赁、绿色金融科技等多元化门类，构建起覆盖“融、投、保、服”的全链条支持网络。绿色信贷方面，截至2025 年三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3.51 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7.5%，前三季度增加6.47万亿元。对比2020 年末12 万亿元的绿色贷款余额，五年间规模的快速扩张为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装机量提升及高碳行业技改提供了稳定资金流。绿色债券方面，截至2025 年三季度末，我国境内市场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约4.88 万亿元，位居全球前列3。此外，以绿色保险为代表的其他绿色产品加快发展，不但在支持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提供了长期、持续、稳定的投融资支持，而且在提升社会防灾减灾能力、应对环境风险等方面也展现出制度价值，推动绿色金融产品逐步从“补充性工具”向核心政策支柱转变，成为引导资源配置、塑造市场预期、服务“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金融力量。

二是在风险管理方面，绿色金融聚焦“双碳”转型风险，筑牢低碳发展安全防线。随着“双碳”目标推进，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与气候风险已成为“双碳”转型过程中的核心风险变量，逐步纳入金融市场定价与风险管理核心范畴。《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2022）、《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2024）等政策密集出台后，我国绿色金融风险治理从“框架搭建”进入“‘双碳’导向深度落地”阶段。在ESG 风险治理层面，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将ESG 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构建“风险识别、评估和缓释”全流程管理框架。一方面落地ESG 挂钩贷款、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结构性金融产品，通过条款设计将融资成本与企业ESG表现直接绑定。另一方面通过客户ESG 尽职调查与持续督导，引导钢铁、水泥等高碳企业强化转型风险管理与碳信息披露，推动ESG 信息从“自愿披露”向“实质性披露”转型。在气候风险治理层面，金融机构的实践呈现“量化探索”与“政策适配”双轨特征。头部机构已针对高碳排、气候敏感型行业开展气候情景分析与压力测试，通过量化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对资产组合的冲击，动态优化信贷准入标准与资产配置结构，契合“十五五”时期我国气候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方向。在保险领域，气候风险保障体系围绕“双碳”场景持续扩容，气象指数保险、巨灾保险、碳汇保险等产品逐步覆盖农业低碳生产、生态碳汇修复、新能源基建等关键领域，形成“风险转移—损失补偿—防灾减损”的市场化机制，为“双碳”项目平稳推进提供风险缓冲。

三是在市场定价方面，绿色金融推动“绿色溢价”从概念共识转向市场化机制构建。在信贷融资定价维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绿色信贷实施差异化风险定价，依托绿色项目的环境外部性内部化价值与较低风险特征，形成利率下浮空间。叠加中国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绿色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资金成本优势，进一步降低绿色领域融资利率，构建政策引导、市场定价的双重优惠机制，为“十五五”时期低碳产业规模化发展注入资金动能。在碳市场定价维度，金融机构积极探索碳配额质押融资、碳远期、碳期权及森林碳汇质押保险等碳金融创新产品。尽管当前实践仍处于试点培育阶段，但此类创新有效激活了碳资产的金融属性，既为企业提供碳配额变现渠道，又丰富碳市场交易品种，助力碳价信号更精准反映环境资源稀缺性，形成“低碳有奖、高碳有罚”的市场化“双碳”推进机制。

绿色金融“转型攻坚”的内在诉求

依托系统化的政策推动与布局，我国绿色金融已在短期内构建起良好发展基础，但碳达峰碳中和进程本质上是一场涉及能源、产业、投资、生活方式的系统性变革，其长期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对绿色金融的适配性提出更高要求。在支撑实体经济低碳转型与发展模式深刻变革的过程中，绿色金融需直面新形势下的多重挑战，通过制度创新与功能升级实现深化发展。

一是金融内涵层面，“双碳”目标引致金融宏观管理的多维协同难题。碳中和目标约束、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传统金融运行规律及金融功能内涵拓展的多重因素叠加，使绿色金融宏观管理战略的制定与实施面临更高复杂度。一方面，“双碳”转型路径与时序的不确定性，要求金融政策既需保持战略定力，又需具备动态调整弹性，以适配不同行业、区域的差异化减排节奏。另一方面，气候风险与转型风险的跨市场传导机制尚未明晰，如何构建“风险识别、评估和缓释”的全链条管理体系，防范环境风险向金融体系溢出，成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议题。此外，绿色效益的市场化定价机制不完善，环境外部性内部化工具与金融定价模型的融合度不足，难以充分反映绿色项目的长期价值。与此相适应，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监管的协同机制、政策工具组合也需进一步优化，以实现“双碳”目标与金融稳定的平衡。

二是金融市场层面，绿色金融供需结构与“双碳”需求存在适配缺口。我国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基础产品规模增长迅速，但金融市场活力与产品体系的丰富度仍难以匹配“双碳”目标下的多元化资金需求，呈现“总量扩张与结构失衡并存”的特征。一方面，“双碳”转型既需要大规模的增量资金供给，更需要差异化期限、风险收益特征的金融工具，以满足不同主体的风险管理与投资盈利需求。另一方面，在科技创新驱动低碳转型的背景下，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而兼具研发实力与资金积淀的市场主体占比偏低，叠加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机制尚未成熟，亟须保险、融资担保、风险分担补偿基金等增信工具的协同应用，以降低技术研发与项目落地的风险阈值，缓解市场主体的转型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