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金融评论》专访了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家庭与儿童项目联合主任珍妮特·柯里。她数十年的研究揭示，贫困与反贫困政策会对儿童一生的健康与福祉产生深远影响：对早期人生的公共投资具备长期且显著的健康与经济回报；通过提供可及的公共资源，可以显著缩小因收入差异带来的健康差距。

1995 年，英国流行病学家大卫·巴克（David Barker）提出了生物学界著名的“成人疾病胎生起源”假说（FOAD）。其核心观点是胎儿在子宫内发育期间若经历营养不良等不良环境，会通过适应性调整（如代谢改变）来应对，但这种调整可能导致其器官结构和功能发生永久性改变，从而显著增加成年后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风险。该假说后来发展为更广泛的“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DOHaD）理论，强调了生命早期环境对终身健康的影响。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家庭与儿童项目联合主任、儿童发展经济分析先驱珍妮特·柯里（Janet Currie）从经济学层面探讨了这种胎儿不平等的起源。

柯里的研究聚焦于胎儿期与儿童早期发展的核心价值，以及在这些生命关键阶段实施干预措施的成本与效益。在她看来，表观遗传（Epigenetic）变化是胎儿不平等长期影响的一种可能解释。“基因本身变化缓慢，需要通过突变才会改变。但在基因的顶层，存在着表观基因组（Epigenome），它决定了基因的哪些部分会被表达。这一点可以在一代人内部发生变化。”柯里指出，“胎儿期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这些‘表观遗传开关’正是在这一时期被设定好的。一旦设定完成，后期想要更改就很难了。”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柯里开展了大量关于胎儿健康及其对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她在诸多领域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尤以对影响儿童健康与福祉的公共政策议题的研究而享誉学界。她数十年的研究揭示，贫困与反贫困政策会对儿童一生的健康与福祉产生深远影响：对早期人生的公共投资具备长期且显著的健康与经济回报；通过提供可及的公共资源，可以显著缩小因收入差异带来的健康差距。

今天，美国正经历着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过去35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 家庭积累的财富几乎是最贫穷的20% 家庭的1000 倍，且差距持续快速拉大。柯里则披露了胎儿不平等与儿童健康中的重要社会经济差异。

在柯里看来，出生体重不仅是评估儿童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还与其未来出现学习障碍的风险密切相关。在1992 年的Welfare and Child Health: the Link BetweenAFDC Participation and Birth Weight一文研究中，柯里证明了美国家庭依赖儿童援助计划（AFDC）下的福利支付，是提高接受援助母亲所生孩子出生体重的重要因素。随后，她利用出生和死亡记录作为数据来源，开创性地开发出识别早期儿童干预措施（包括福利金、医疗保险和污染预防措施）如何能够有效降低低出生体重的方法。这种出生体重的提高，能减少个体未来罹患糖尿病、肥胖症、哮喘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风险。

20 世纪90 年代起，柯里与罗萨里·海森（Rosemary Hyson）合作开展研究，致力于探索健康状况与经济成果之间的长期关联。在Is the Impact of Health Shocks Cushioned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Case of Low Birthweight（1999）一文中，两人发现，出生时的健康状况是人力资本积累中的重要一环，其影响具有极强的韧性，即使是优越的家庭环境也难以完全抵消早期的健康冲击（如低出生体重）对认知能力和成年后社会表现的拖累。

这项研究挑战了“有钱能解决一切”的直觉，它证明了健康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是相互独立且交织的。即使消除了后天的教育资源差异，初始的健康不平等依然会通过生命周期转化为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这为全球范围内重视母婴保健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学依据：低出生体重的负面影响难以逆转，因此政策应优先预防（如改善孕妇健康、产前护理），而非事后补救。

在2011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伊莱讲座（Ely Lecture）中，柯里回顾了大量关于出生时健康决定因素及其与成年后结果关联的研究，讲座内容同年以Inequality atBirth: Som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为题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这篇文献是对当时关于“出生不平等”研究的一次深度综述与理论总结，系统性阐述了出生时的健康差异为何会成为导致后续一生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根源之一。其中，柯里确立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框架：早期健康是人力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它极大推动了经济学界对于儿童健康议题的关注，并深刻影响了后续的公共卫生、教育与反贫困政策设计，成为儿童健康经济学与不平等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广的经典文献之一。

是“福利支出”还是“人力资本投资”？

基于对早期人力资本积累的深刻洞察，柯里主导了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公共政策评估。

Head Start（启跑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自1965 年起实施的一项大型早期干预计划，旨在为低收入家庭的儿童（通常是0—5 岁）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健康检查及营养支持。柯里与邓肯·托马斯（Duncan Thomas）利用严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重新评估了该项目。

他们挑战了当时盛行的“ 淡出效应”（Fade-Out Effect）观点，指出尽管早期干预带来的考试成绩提升可能因后续小学教育质量不佳而暂时消退，但其对非认知能力的塑造却具有深远的“长臂效应”。研究的实证数据有力证明，参加该计划能显著提高弱势儿童的高中毕业率，并大幅降低其成年后的犯罪风险。这一发现不仅挽救了当时深陷争议的Head Start 项目，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扩大普惠早期教育投入的政策热潮。

近年来，柯里针对20 世纪90 年代扩大孕妇及儿童公共医疗保险（Medicaid）影响的研究也极具影响力。

美国Medicaid 项目是1965 年与Medicare同步设立的联邦—州联合医疗补助计划，主要为低收入家庭、孕产妇、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提供几乎免费的医疗保险，是美国最大的公共医疗覆盖项目。柯里与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通过利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州Medicaid 资格外生扩张的准实验设计，系统证明了Medicaid 显著增加产前保健利用、降低低出生体重率，并推断由此间接降低婴儿死亡率。长期追踪研究进一步发现，出生时受益于 Medicaid 的儿童在成年后大学入学率提高、慢性病减少、税收贡献增加、福利依赖降低。

2017 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削减联邦医疗支出成为其政策重点，儿童医疗保险面临不确定性。柯里在Medicaidand Child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Improve ChildHealth and Reduce Poverty But Face Threats（2021）这篇综述性权威论文中，系统回顾了过去20 年以她本人开创性研究为核心积累的严谨证据，评估了美国 Medicaid 和CHIP（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对儿童健康和家庭贫困的积极影响，直言彼时美国各州的政策退步是极不明智之举，毕竟“在儿童项目上每投入1 美元，政府可在未来成本中节省4 美元。如果不仅考虑政府节省的成本，还包括儿童自身获得的收益，那么每投入1 美元可产生至少12.66 美元的回报”。

柯里的这一系列研究推动了Medicaid 被从传统“福利支出”重塑为“人力资本投资”，直接为2010 年美国《平价医疗法案》扩大孕产妇与儿童覆盖提供了核心实证依据，并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设计儿童医保项目的经典参照。

“珍妮特及其研究的鲜明特质在于，她怀有一种深挖社会问题——特别是涉及儿童问题——根源的强烈执着。”柯里的同事兼导师、202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维·卡德（David Card）曾评价道。在Are Public HousingProjects Good for Kids?（2000）一文中，柯里指出尽管公共住房中的儿童总体表现仍弱于其他儿童，但公共住房在平均意义上改善了贫困家庭居住稳定性，并对教育成就产生正向效应。

“心理健康不仅仅是医疗问题，更是经济发展问题”

本世纪以来，柯里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儿童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及其干预措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全球范围内，每七名10—19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正受到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其中焦虑、抑郁和行为障碍是最常见的。

柯里表示：“这些病症往往被社会所忽视，未能得到及时的识别与治疗。这些孩子面临着学业受挫、辍学、未来失业、药物滥用以及自杀的风险。事实上，自杀已成为该年龄段人群的主要死因之一。我希望通过我的研究以及对下一代研究者的培养，为这些讨论贡献力量，并进一步推动心理疾病的‘去污名化’。”

在Child Mental Health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Case of ADHD（2006）一文的研究中，柯里利用兄弟姐妹对照法研究了多动症症状对儿童长期表现的影响，发现多动症症状对儿童考试成绩和留级率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哮喘等严重的身体疾病。在Child Health and Young Adult Outcomes （2010）一文中，她追踪了从出生到成年早期的儿童健康数据，对比了身体冲击（如低出生体重）与心理健康冲击（如行为障碍、多动症）的后果。其研究进一步证明，儿童时期的心理健康问题能显著预测成年后的负面结局，包括考试成绩降低、受教育年限减少以及对社会福利的依赖增加。而相比某些可康复的身体疾病，心理健康问题的负面影响具有更强的持续性。

“我们必须为下一代女性学者铺就更宽广的道路”

在经济学领域，女性从本科阶段到学术生涯均面临显著代表性不足。作为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女性学者，柯里在过去多年的研究中，将传统上常被视为“软性”或“女性化”的儿童健康、早期干预与母婴福利议题，成功转化为经济学主流的人力资本积累与不平等研究的核心命题，不仅拓宽了学科边界，也为更多女性经济学家开辟了高影响力的学术空间。

柯里认为，历史上的数学短板曾是女性进入经济学最主要的门槛。尽管如今高中女生数学成绩已普遍超越男生，大学阶段选择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的比例仍显著偏低，使得缺乏数学背景者几乎无法进入经济学博士项目。更深层的障碍则来自社会层面：对母亲的“蛋糕式期待”（Cupcake Expectations）远高于父亲，即使学术职场灵活度较高，也难以完全抵御这种隐性性别压力。

柯里对美国经济学会妇女地位委员会推出的“CeMENT 导师计划”的随机试验评估尤为引人注目。这是一个针对年轻女性学者的导师计划——该项目仅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期间举办两天，却通过随机分组与资深导师配对，显著提升了参与者的论文发表与基金申请成功率。柯里的长期追踪研究显示，非精英背景、系内无女性同事或缺乏专业人脉的女性受益尤多：她们借此获得同行支持网络，并在终身教职材料准备等关键节点得到中立资深建议。

柯里承认，CeMENT 属于小规模干预，短期内可能难以显著改变终身教职率等宏观指标。但其成本低、可复制、效果可测，为推动性别平等提供了可行路径。她呼吁支持女性经济学家，既需打破学术门槛，更要撬动社会结构：“这一切进步缓慢，但方向清晰——我们必须为下一代女性学者铺就更宽广的道路。”

“尽管戈尔丁本人可能不强调榜样作用，但她的存在无疑激励了后辈女性学者。”柯里回忆起哈佛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在她读研期间的访问对其职业发展影响深远， “戈尔丁作为女性学者在顶尖学术机构的成就，让我相信女性在经济学领域也能拥有持久的职业生涯。”近年来，苏珊·阿西（Susan Athey）、埃丝特·杜芙洛（Esther Duflo）、艾米·芬克尔斯坦（Amy Finkelstein）等女性获得克拉克奖，显著增强了女性在学术界的可见度与信心。柯里认为，这些成就不仅提升了女性经济学者的代表性，也为年轻女性提供了可模仿的职业路径与心理支持。

对话珍妮特·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