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大型银行分红比例仍有提升空间-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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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大型银行分红比例仍有提升空间

银行每年赚取的净利润，分为三个部分：归属于优先股股东的股息和永续债债权人的利息，归属于少数股东的损益，以及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有一部分用于补充资本，称为“留存收益”，剩余的部分可用于分红或者回购股票，我国的银行近几年几乎没有回购股票，因此剩余部分均为分红。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剑，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济研究所陈俊良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余丹红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表示，分红比例的上限取决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和ROE，因此提高分红能力的关键在于提高盈利能力，以及发展轻资本业务以减少风险加权资产占用。通过加强净息差管理、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严格把控资产质量以及降低成本收入比等是提高分红能力的关键。

本文完整版即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5期。

银行的利润去向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向股东分配，另一部分留存以补充资本，用以维持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从而维持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基本稳定。因此银行的ROE与分红比例、风险加权资产增速相互影响，我们据此可以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推测银行长期的分红比例空间。

分红比例空间测算方法

分红比例空间测算的起点是ROE。此处的ROE是指“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期初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它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期初核心一级资本”以及银行披露的ROE 水平接近，因此文中不对这三者做区分，以便简化后续的测算和分析。

为什么ROE是分析的起点呢？因为ROE决定了银行资产增速的上限，原理为：受资本监管约束，若要保持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变，且没有外部资本补充，则银行每年的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必须等于核心一级资本增速。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的主要来源就是留存收益，因此在不分红的情况下，核心一级资本增速基本上就是“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期初核心一级资本”，也就是前面我们所定义的ROE。而考虑到分红的存在，假设分红比例为d，则银行实际的核心一级资本增速就是“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d）/期初核心一级资本”，也就是ROE（1-d）。因此，在不考虑外部融资、其他综合收益变动等情况下，如果银行要保持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变，那么风险加权资产增速的上限就是ROE（1-d）。

基于前述分析，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在给定ROE、风险加权资产增速的情况下，可倒算出来d的上限是多少。也就是说，在保持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根据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增长对资本的消耗速度、银行资本内生增长速度来估算银行未来的分红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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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上市公司质量提升的四大突出问题

如前文所述，要想估算银行未来的分红比例上限，核心是要展望未来的ROE水平和风险加权资产增速。我们以大型银行为例，对这两个指标进行粗略估计。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暗含了非常多的假设，因此测算的结果仅供参考，可能与未来的实际发生情况差异较大。

对ROE的展望

金融与经济深度依存，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低利率环境对银行经营模式变革提出了迫切要求。然而，银行业经营模式变革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性，需要多方面体制机制协同配合，这决定了大型银行经营模式在中长期内仍将保持刚性特征。因此，面对新的经济和利率环境，大型银行信贷增速趋缓、净息差持续收窄将具有趋势性特征，其ROE中枢也将随之系统性下移。鉴于大型银行的大体量导致财务指标的稳定性相对较强且更接近行业整体趋势，因此其ROE变化具有重要标杆意义，所以本文主要聚焦大型银行ROE进行探讨。

2024年大型银行的平均ROE约为10.2%，我们预计大型银行ROE底部有望保持在7%—9%。我们做出这一估计主要基于以下几条判断或假设：

一是我们估计大型银行的净息差中枢有望保持在1.2%—1.3% 的水平。目前 “防范金融风险”是央行政策核心目标之一，而维持银行一定的净息差水平才能确保其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来消化不良风险，因此我们认为呵护银行净息差也是政策当局的目标之一。从实际情况来看，在LPR不断下降的背景下，政策也确实在持续引导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以减轻其净息差下滑压力，例如调降存款挂牌利率、通过降低存款的期限利差来优化银行存款结构、禁止“手工补息”、约束同业存款成本等。另外，我们也观察到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中的净息差中枢也很少降到1.0%以下，而我国经济增长和利率环境明显好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因此我国大型银行净息差的长期中枢也要明显更高一些。综合来看，考虑到政策呵护净息差的意图和银行主动加强负债成本管控，以及考虑到国际间横向比较，我们估计大行净息差底部在1.2%—1.3%的水平，较当前净息差下降20—30bps，对ROA的拖累幅度在0.19—0.28个百分点。

二是我们估计大型银行未来几年的信用成本能保持稳定。我们认为，低利率、低增长的经济环境下，银行的资产质量压力未必大幅增加。实际上，银行的资产质量压力主要出现在从高利率向低利率转变的阶段，原因是银行在高利率时代投放了大量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在经济换挡阶段，这部分贷款风险暴露导致银行资产质量压力增加。但在持续的低利率阶段，银行吸取了此前风险暴露的教训，加强风险管控、降低风险偏好，该阶段新投放的贷款风险反而降低。比如日本和欧洲进入低利率环境后，信用成本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我们估计随着房地产行业风险出清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大型银行的资产质量以及信用成本都能够保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

三是我们估计非息收入的增长能够对大型银行的盈利能力带来提振。近两年受资本市场波动、监管加强等诸多因素影响，大型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等下降明显，“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平均总资产”处于历史中枢水平以下，2024年大型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平均总资产”比2020—2023年的平均值低了大约0.1个百分点。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复苏、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增长等，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对ROE的贡献也有望提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净息差下降的影响。

四是我们假设大型银行的权益乘数（使用“平均总资产/期初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计算）稳定在15.8倍左右。在资产结构变动不大的情况下，这意味着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将保持大体稳定的水平。

对风险加权资产增速的展望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接近尾声，未来经济结构转型、新兴产业占比提升，经济增长对债权融资（以贷款为代表）的需求将回落，对股权融资的需求将增加，因此未来银行的贷款增速将会逐步回落并低于名义GDP增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投资驱动，银行信贷作为适配的债权融资方式，充分受益于这一增长模式，因此银行的信贷增速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

从需求结构来看，不同产业对信贷的需求强度存在差异，传统制造业、基建、房地产等行业的特点是重资产属性强、现金流稳定、抵押物充足，与银行信贷供给高度适配，催生大量贷款融资需求。2011年后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趋缓，投资驱动模式难以为继。产业结构转型导致信贷增长空间收窄，原因是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呈现出"轻资产、高风险"特征，其信贷融资需求相对较少，更依赖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融资等股权融资方式。尽管银行开发了针对新兴产业的信贷产品，但贷款仅作为流动性补充工具，新兴产业的核心融资仍以股权融资为主。这既是产业需求结构变化的逻辑，也是成熟市场的普遍规律，信贷需求回落并不是经济不佳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