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国际贸易秩序正经历深刻调整。从“关税对抗”阶段的贸易战1.0，到以技术封锁、规则排他和地缘分化为主要特征的贸易战2.0，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制度性壁垒显著加剧。

国联民生证券前瞻研究首席分析师、国联民生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郭荆璞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表示，对于外向型企业而言，中美贸易战、逆全球化和供应链重塑最大的风险并不在于既有投资的回报率下降，而是未来美国对第三国关税政策的随意性，导致的在第三国投资的风险。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4期。

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国际贸易秩序正经历深刻调整。从“关税对抗”阶段的贸易战1.0，到以技术封锁、规则排他和地缘分化为主要特征的贸易战2.0，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制度性壁垒显著加剧。美国实施《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政策，强化高技术限制和产业链从中国外移趋势，与此同时，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也纷纷跟进，形成“多边制华”的博弈格局。

对于外向型企业而言，中美贸易战、逆全球化和供应链重塑最大的风险并不在于既有投资的回报率下降，而是未来美国对第三国关税政策的随意性，导致的在第三国投资的风险。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同样需要考虑这样的风险。这种全球性战略博弈趋势不仅压缩了中国企业的传统外贸空间，更对其技术积累、品牌国际化和产业链韧性提出更高要求。贸易战的本质，已不再是简单的进出口纠纷，而是围绕全球产业主导权与技术生态控制权的长期竞争。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企业需要从战术应对转向战略转型，构建具有全球适应性与内生抗压能力的商业体系。

贸易战演进态势

自2018年起，中美之间爆发的贸易冲突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被称为“贸易战1.0”。这一阶段以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发起关税战为起点，其目的是遏制中国在高科技、制造业等领域的快速崛起，并试图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2018年7月，美国首次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关税，随后范围不断扩大，累计涉及数千亿美元商品。中国则以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应对，涉及农产品、汽车、能源等多个领域。贸易战1.0的显著特征是“关税对关税”的直接对抗，导致全球供应链震荡，制造业信心下滑，两国经济增长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回顾历史，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以“草拟”“磋商”为主，均未出台针对性的制裁措施；第二阶段，由美方落地第一批关税加征清单开启，随后双方针对性贸易限制措施陆续出台并持续升级，此阶段美国发布三批关税加征清单，共涉及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最终以中美在G20峰会达成经贸共识结束，第二阶段期间权益市场震荡下行；第三阶段，在经过双方多轮经贸磋商后，美方加码贸易限制政策，摩擦再度升级，于2019年9月起再度走向缓和，在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白宫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贸易摩擦1.0最终告一段落。

2020年初，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贸易战暂时降温，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分歧。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全球产业链逐渐形成“脱钩”趋势，2025年贸易战进入“2.0阶段”。此时贸易战不再局限于传统商品领域，而是向高科技、金融、数据安全等领域扩展，表现出更强的战略性和制度性特征。贸易战由单一关税对抗向复合体系竞争转变。例如，美国通过《芯片科学法案》强化技术封锁，中国则以关键矿产出口管制实施精准反制。

由于持续增长的贸易逆差和不断上升的中国竞争力，经济领域的对比强化了美国的“零和思维”，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陶坚指出，美国对“竞赢中国”的执念已经演变为“打压遏制”的实际行动。贸易战促使部分中国企业在过去6年中在美投资设厂，或逐步转向政治关系友好的第三国，然而随着美国关税政策在过去数个月之中不断转向，在部分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第三国投资的风险也在急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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