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的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长期承担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其转口贸易规模达本地GDP的1.4倍。然而，关税战正重塑香港的经贸功能：其一，转口枢纽地位被削弱，供应链加速向越南、墨西哥等国转移；其二，通过金融市场震荡传导系统性风险；其三，侵蚀其作为单独关税区的制度优势。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严刚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表示，关税风暴下，开放型经济体需以制度供给能力为核心，通过“制度韧性-区域协同-规则输出”三维路径，主动将地缘压力转化为治理动能。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4期。

引言：全球经贸治理的范式转变与香港的战略定位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贸治理体系正经历从“规则导向”向“权力导向”的重构。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框架的弱化与区域贸易协定（如RCEP、CPTPP）的兴起，标志着传统贸易秩序往碎片化方向发展。美国对华发起的关税战已突破传统贸易摩擦范畴，演变为涵盖技术封锁、供应链脱钩的多维博弈。2025年2月，美国以“对等关税”为名，实质性取消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将其纳入对华贸易战的打击范围，此举导致香港对美出口额当月骤降18.5%；4月7日，因美国对华关税战加码，香港恒生指数单日暴跌13.22%，暴露关税战对小型开放经济体的系统性冲击。

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的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长期承担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其转口贸易规模达本地GDP的1.4倍。然而，关税战正重塑香港的经贸功能：其一，转口枢纽地位被削弱，供应链加速向越南、墨西哥等国转移；其二，通过金融市场震荡传导系统性风险；其三，侵蚀其作为单独关税区的制度优势。

香港的转型机遇源于“一国两制”下的制度韧性与区域协同能力。零关税政策、普通法体系及资金自由流动构成抵御风险的核心屏障。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和非美市场拓展，则为供应链重组提供战略纵深，这种协同效应验证了区域整合对冲单边主义的能力。

本文聚焦两大命题：其一，关税战如何通过非对称传导机制重塑香港的经贸功能？其二，香港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与区域协同构建系统性抗风险能力？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关乎香港的繁荣稳定，更为开放型经济体应对保护主义提供实践范式。香港的实践揭示，制度优势与战略主动性的结合，可在地缘压力下催生治理动能，为全球经贸秩序重构提供关键支点。

关税战的经济逻辑与香港的传导机制

关税的经济效应：理论模型与历史镜鉴

关税作为贸易保护手段之一，其经济后果可通过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得到解释：对稀缺要素密集型产业实施关税保护，虽可短期内提升特定群体收入，但长期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与整体福利损失。美国对华关税战恰似当代“以邻为壑”的典型案例：制造业回流政策虽使美国部分蓝领工人获益，却推高消费者物价，削弱企业竞争力。历史经验更揭示其破坏性——1930年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生效后，短短三四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量暴跌64%，并引发全球贸易量萎缩66%。

而当前中间品贸易占比超60%的全球化背景下，关税战的连锁反应呈更大范围的网状扩散。香港案例印证了这种传导的非对称性。2025年2月美国对华（包括香港）商品加征10%关税后，尽管香港制造业占比不到GDP的1%，香港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的约1%，但香港出口至美国的商品下降18.5%，主要源于香港转口中国内地商品去美国大幅减少；香港葵青货柜码头重箱吞吐量是国际集装箱货物经香港转运的指标，当月减少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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