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合作不断加深，但竞争也在不断深化的客观历史过程。在学术研究层面，有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让发展中国家享有各种贸易便利的优惠，却根本不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当前，美国的领导者们以各种极端关税手段“纠正”所谓的“不公正”，层出不穷的关税措施，让经济全球化遭遇到了更强的逆流。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让·莫内讲席教授黄卫平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表示，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经贸关系的有序总比无序要好很多，它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使得国际经贸利益的创造和分配具有可预期性，有助于国际经贸的发展。从世界经济的历史看，新国际经贸秩序的基础是旧秩序，二者的转换与替代实际上是明显的改良过程的累积，渐进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4期。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教授，在《比较》第91辑（2017年第4辑）上发表文章，他以中美两国作为分析案例讨论了自由贸易的方方面面。运用李嘉图、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详细分析了自由贸易推进的全球化，是如何把技术变化转变成贸易参与的两国都获得的利益。

他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却指出，有时一国生产率的提升可能仅对该国经济增长有帮助，却会降低两国之间的潜在贸易收益，从而持久地伤害到另外一个国家。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其他学者并不十分同意萨缪尔森教授的这一分析结论。

笔者认为如果大家的看法仅限于理论领域的争议，体现的则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有益于学术进步。但目前美国的领导者们，开始依据这样的理论，以各种极端关税手段“纠正”所谓的“不公正”，层出不穷的关税措施，眼花缭乱的不确定性，使得国际经贸演进、全球产业链的布局，日趋复杂多变，经济全球化遭遇到了更强的逆流。

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

今天，确实有部分学者将经济全球化分析为，它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和控制的过程。经济学界中更多的学者，则是把经济全球化描述成一种过程和结果，即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配置加快、趋于更优的趋势过程，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全球布局交汇过程，以及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不断加深的过程及结果。也有的学者强调，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同遵守的经济规则，基础是市场经济规则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得到认同和推进，这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构建的底层逻辑。客观地考察，无论是在世界经济的历史中，还是在今天的全球经济运行上，经济全球化确实在世界经济中，推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要素和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使得全球的经济福利得到了普遍提高（尽管相当不平衡），也增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历史上，经济全球化的起始年代，通常被经济史学家认为是《谷物法》（这个法是被亚当·斯密强烈反对的）在英国被废除，并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1846年。自那时起的一百几十年间，经济全球化被公认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高潮发生于1870—1914年间，蒸汽机的普遍使用，提高了当时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了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各国通过谈判降低关税，促进了商品、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全球流动。1950—1970年间，出现了第二次经济全球化高潮，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发达国家主导开展了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形成了国际贸易、生产的跨国化以及技术和产业的跨国转移，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强劲推动作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高潮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末，今天虽然全球化遭遇逆流，但它仍然在波折中以新的形式在演进，并出现了新的格局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渐进发展的客观过程，是世界经济中的分工、整合的客观趋势，而非单纯的人为制度安排（这是和全球经济治理、经济一体化有着重大区别的）。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商品发生交换之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最初是劳动力，继而是资本、知识技能，今天则发展成为综合的要素流动，其中知识科技要素和管理要素的流动具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主导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分布和配置。

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合作不断加深，但竞争也在不断深化的客观历史过程。人们对于经济全球化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存在着见解上的根本分歧。发达国家的激进学者大多不愿意从经济全球化的供给侧，即全球化对于全球生产力促进的视角进行更多分析，却极力着墨于全球化收益分配的不公正。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尤其是贸易的自由化带给发达国家的主要是经济的负面影响，将国内出现的普工失业、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一些产业外流等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认为这一进程由于发展中国家享有各种贸易便利的优惠，只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却根本不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样的看法和分析过去在美欧学者、智库发表的专著、论文，甚至政府的政策报告中均有反映，而这一届美国政府则将其推向了极致，并付诸行动，以极端的关税政策搅动世界经济，力图从根本上“纠正”所谓的“不公正”。

国际贸易顺差和逆差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交换，产生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格局，并以此为基础扩大了的国际贸易、投资和生产，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交汇，是现代化大生产超越国界的要求和结果。由此又形成了科技进步先行、金融资本主导、跨国公司推动、美西方发达国家引领、新兴南方经济体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格局。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新兴南方经济体低成本创新，大规模生产，较低利润追求与世界市场份额快速扩大并举的变化过程，以及新兴南方经济体（如中国）制造、美欧消费的供求循环，造成了学者们所说的世界经济的失衡。一个明显的情况就是：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南方国家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之间的失衡，全球产业布局重构，使得一些主要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存在着不可持续性，全球经贸自由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国与国之间利益的矛盾。

笔者从国际贸易顺差和逆差的视角进行探讨。世界主要出口国家，如中国、日本、德国、越南等，贸易都是顺差，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进口国，呈现持续巨额贸易逆差。但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这样认为，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商品的最大吸纳者和最后实现者。从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只有贸易逆差才真正占用他人的资源，只要这一过程可持续，逆差国家就能够持续地占用其他顺差国家的资源。当下的世界只有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世界经济中才可能有足够的美元流动性并将其当作全球储备货币，如果美国是巨大贸易顺差，在没有替代的世界流动性背景下，世界经济的运行将会陷入困境。在目前这种经济的现实存在中，美国实际在世界范围中不仅控制着重要的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和高科技人才)的流动方向，也控制着商品实现的流动方向。对美国而言，国外重要生产要素的大量流入，提高了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压低了要素成本，另一方面，世界产出的大规模流入，如廉价的商品的流入又能够进一步压低物价，降低生活成本，而通过中间产品贸易（占全球贸易额近70%），使之大规模流入，补偿了美国产业链的缺失，减轻了生产成本压力，则可以提高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总之，美国迄今为止仍然是全球增量财富的主导中心，它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控制世界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的流向为手段，以游戏规则的制定形成的格局，保证了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利益，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经贸自由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在目前美国经贸政策频出的大环境下，不同的国家或经济体从它们的内部条件和所处的国际经济地位出发，反应是非常不同的。有的国家和地区只能是美国新经贸游戏规则的接受者，有的国家和地区从其内部条件和对外联系出发（如中国、欧盟），除了具有某些游戏规则接受者的身份外，更具有某些国际经贸游戏规则对等制造者，甚至引领者的身份。因此在国际经济环境中这类国家和地区除了被动的一面之外，也还具有主动的一面。它们在国际经贸中的地位与表现、行为与反应、动机与结果，需要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来进行探讨。

笔者认为，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经贸关系的有序总比无序要好很多，它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使得国际经贸利益的创造和分配具有可预期性，有助于国际经贸的发展。从世界经济的历史看，新国际经贸秩序的基础是旧秩序，二者的转换与替代实际上是明显的改良过程的累积，渐进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尽管有时个人在改变游戏规则方面的作用会突出些（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战行为），但这样的政策跳跃，绝不是说人们的主观意志可以永久起到决定性作用，它最终仍然将是现实、长远利益与实力博弈妥协的结果，目前美国构筑的仅能护住金融、高科技两只脚的小院高墙，也很难阻挡住未来新全球化的浪潮。

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客观存在

今天，曾经的国际经贸游戏规则最大制定者，在反对贸易不公正的口号下发起了新的贸易保护行动，而且与时俱进，更准备全面修改世界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但个中体现出的根本原则却是自我利益第一主义。国际经贸游戏规则与时俱进的修订，使其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应该得到广泛支持，广大南方国家，尤其是南方大国必须积极参与，使得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的修正做到有利于广大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换一个角度讲，绝大多数南方国家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阻止美西方对于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的改动，甚至知道更改之后的新游戏规则未必就能比旧有的更好，因为实力基础的巨大差异，也只能够尽力而为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的修正，争取以集体的力量在博弈中得到“两弊相衡取其轻”的结果，但却可以根据南方国家和经济体的自身条件和情况，在坚持全球多边主义的同时，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经贸局部格局，进而影响全球格局。另外，世界经济旧有的国际经贸游戏规则是美西方国家制定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南方国家过去能够通过进一步更广泛的对外开放，学会新出现的经贸原则，取得积极的发展成果，这点中国在特朗普1.0贸易战中已经表现得尤为突出。

······

《北大金融评论》第24期已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