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英伟达宣布将恢复H20芯片在中国的销售，英伟达CEO黄仁勋表示即将推出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RTX Pro GPU，缓解国内AI算力短缺问题。早在2024年4月，美国突然实施H20芯片出口禁令，英伟达计提55亿美元损失，积压45亿美元库存，中国市场份额从95%骤降至5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吴卫星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不仅直接影响相关产品价格和供需关系，对产业链供应链造成破坏甚至重塑，也会对市场预期和信心造成冲击。以较为典型的全球芯片危机为例，这不仅导致中国企业芯片短缺，也带动以芯片为核心部件的其他电子产品如智能手机、电脑、汽车等价格攀升。对全球各国来说，实现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有机协调，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及背后的全球通胀风险的必然要求。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4期。

贸易保护主义与全球通胀现状剖析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呈现上升态势，英国脱欧、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美贸易摩擦等标志性事件的发生，直接对全球分工体系和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冲击。多个国家陆续颁布贸易禁令或调整贸易限制措施，一方面，关税壁垒不断升级，许多国家对特定行业、领域加征关税以应对其国内面临的贸易逆差或支持国内关键产业行业发展，如2023年墨西哥对392个项目加征进口关税，2024年加拿大对从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关税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1月再次就职以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加征关税；而4月2日特朗普签署“对等关税”行政令，宣布美国对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对中国、欧盟、越南、日本等约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更高关税，更是将关税壁垒升级扩展到几乎全球范围。另一方面，非关税壁垒也逐渐成为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技术标准、环保要求、产业补贴等措施。如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一方面是为应对环保要求采取的措施，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关于数据隐私保护的相关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欧盟本土企业营造了相对有利的竞争环境；巴西政府对本国航空工业的补贴、美国在2022年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等某种程度上都是各国显性或者隐性产业补贴扶持的案例。此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也使得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升温，各国不断加强对关键产业的保护，推动产业链“去全球化”，全球贸易增长面临巨大压力。

在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下，全球通胀形势严峻，已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除中国外，世界主要经济体自2021年以来大都经历了通胀的快速上升，至2022年达到高峰，然后有所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显示，2022年全球通胀率升至8.7%，其中发达经济体为7.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9.8%；2023年为5.8%，其中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分别为3.1%、8.0%；2024年为5.7%，其中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分别为2.6%、7.7%；预期2025年全球通胀水平回落至4.3%，其中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分别为2.5%、5.5%；2026年预期为3.6%，其中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分别为2.2%、4.6%。总体而言，全球通胀前景有所改善，但目前尚未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并且未来仍然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各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和关税措施可能对全球供应链和商品价格产生较大冲击的复杂背景下。

2025年2月以来，美国宣布多轮针对贸易伙伴的关税措施并引发其他国家相应反制措施，导致2025年一季度全球通胀水平又有反弹趋势，呈现小幅上升。2025年4月，IMF上调了未来两年全球通胀预期。不过，此轮全球通胀趋势和2025年以来的关税政策冲击，对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体的影响呈现不同态势。具体而言，发达经济体2025年的通胀预期上调了0.4%，主要由美国和英国通胀率上升所推动，其中英国的通胀预期上调0.7%，美国上调1.0%。相比之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呈现分化趋势，虽然整体通胀率预测相比2025年1月下降了0.5%，但各国趋势差异明显。其中中国的预期通胀接近0%，对整体区域水平形成一定的下拉作用，俄罗斯和乌克兰2025年和2026年的通胀预期则分别上调1.5%和1.0%，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内部分化明显，玻利维亚、巴西和委内瑞拉通胀预期上调，而阿根廷等地区则出现回落。

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全球通胀的传导机制

2025年4月2日，美国宣布了几乎全球性的关税措施，让美国的实际关税税率上升到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给全球各国的经济增长造成较为强烈的冲击。无论是关税措施还是非关税措施的贸易壁垒，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也会导致民众的劳动收入和生活成本受到不同程度冲击。特别是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可能持续存在的贸易保护主义现象和前所未有的高额关税政策，将会成为阻碍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给各国金融政策和全球通胀带来压力。贸易保护主义不仅直接影响相关产品价格和供需关系，对产业链供应链造成破坏甚至重塑，也会对市场预期和信心造成冲击。

供给端传导机制：成本和产业链

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能够直接提升进口商品的成本。对进口商品的国家而言，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关措施直接反映在进口商品的价格上。以苹果公司为例，美国政府试图促使苹果将iPhone生产线迁回美国。据美国银行测算，目前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已经使得组件成本增长30%-40%，如果苹果将iPhone生产线迁回美国，其生产成本可能增加超过90%。如果苹果公司将新增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么美国相对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可能会使得其产品价格有大幅上升。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破坏是多方面的。以较为典型的全球芯片危机为例，美国为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对中国芯片企业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限制芯片技术出口和高端芯片供应。这不仅导致中国企业芯片短缺，也带动以芯片为核心部件的其他电子产品如智能手机、电脑、汽车等价格攀升。若进口国关键产业供给不足或短时间内无法提升产量，那么就可能导致结构性通货膨胀。由于供应链上某一环节的供应受阻，上下游企业也会寻找新的替代供应商，这往往会导致更高的原材料价格、更高的运输成本，甚至影响产业结构，可能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无论是企业生产要素或原材料等成本上升，还是终端产品价格的提高，最终都会将贸易壁垒带来的成本增加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推动进口国商品价格水平的上涨，增加民众生活成本负担。据美国彼得森研究所的研究，90%以上的关税成本将转嫁至美国进口商、下游企业和最终消费者。

对于出口国家，由于关税等贸易壁垒的存在，该国商品出口在价格方面不再具备优势，短期内的出口受阻一方面可能导致产品积压，另一方面企业会通过加强成本控制、降低利润等方式降低产品价格以削减库存，从而给其国内物价带来下行压力，存在通货紧缩的风险。此外，贸易壁垒带来的冲击可能导致产能过剩，企业缩减生产规模以降低成本，同时就业机会和收入减少，增加潜在的通缩风险。从IMF公布的世界各国通胀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通胀水平与美国有着明显的差异，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经历通胀高速增长阶段时，中国经历了物价水平的快速下跌，甚至出现了负通胀的现象，这与许多产业对出口的较高程度的依赖密切相关。

需求端传导机制：消费和投资

从需求端来看，贸易保护主义促使进口国的消费者改变其消费行为，替代效应推动国内物价水平的上涨。无论是数量还是价格手段的贸易壁垒，都会导致进口国消费者减少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增加对本国替代品的需求。国内的替代品短期内需求增加，但供给的调整则需要较长时间，因此进口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市场均衡时的产品价格的上升，推动国内通胀水平升高。

对于出口国而言，外部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出口订单量的减少会使得国内生产者降低生产规模，对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需求相应减少，整个社会的总需求的减少会带来物价水平的下降。例如，美国、欧盟等对我国光伏产品实施的反倾销措施，导致中国光伏企业出口严重受阻，而短期内无法开拓新的市场和需求，企业不得不降低产能。此外，出口受到抑制也会降低企业对未来生产经营的预期，投资行为就会变得更加谨慎，推迟或停止扩大生产的计划，同样会造成劳动力需求和国民收入的下降，进一步抑制物价上涨。

市场预期与信心

贸易保护主义极大地影响市场参与者预期和信心，从而引发物价水平的波动。跨国厂商面临着世界各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时，会减少在贸易保护主义形势严峻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调整原本的产业链布局。这样的调整一方面带来了较高的直接成本，另一方面新的市场和地区其产业链布局可能并不能很好匹配，生产经营效率和新市场的开拓都存在风险，从而使得产品的供应数量和价格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例如，一些欧美企业在经历了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为了避免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但今年4月份特朗普宣布的普遍性关税，使得东南亚国家的供应链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给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都造成了严重冲击。当消费者预期未来产品价格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时，往往会出现抢购商品热潮，特别是食品、日用品等相对生活必需品。急剧增加的需求导致短期内商品价格的上涨，而由于企业面临不确定性时会削减投资和生产规模，使得供需失衡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造成物价上涨，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可能带来需求拉动型的物价水平的上升。

此外，通胀预期还可能会自我实现。当人们对市场形成通胀预期后，就会增加当前消费以期减少购买成本，同时劳动者会要求增加工资收入以应对通货膨胀，消费需求的增加和名义工资的上涨共同推动物价水平上升，这一过程不断循环，造成实际物价与通胀预期形成正反馈。贸易保护主义对各国就业、汇率和经济增长等多个方面造成不同程度冲击，除稳定物价水平的直接宏观政策外，宏观经济目标的综合实现和政策权衡都会成为影响通胀水平的重要因素。

贸易保护主义与全球通胀的政策应对

各国国内政策层面

尽管关税暂停90天让全球迎来短暂的“贸易休战”，2025年5月12日发布的《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也让紧张的全球贸易局势得到一定缓和，未来的关税政策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短时间内仍然会保持甚至愈加严峻。因此对全球各国来说，实现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有机协调，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及背后的全球通胀风险的必然要求。

当前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在尝试优化产业结构，减少对单一产业和进口的依赖，提高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各国立足本国实际国情，不得不推动产业转型并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增强本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对产业链的冲击。例如，我国目前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持续发力，通过“人工智能+”行动提升科技水平，并借助科技创新债券等金融工具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为科创企业发展提供更有利环境，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当协同配合发力。在发达经济体中特别是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在过去两年较为严峻，尽管美联储多次加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胀压力，但关税政策的频繁且大幅调整造成了其国内金融市场动荡、“股债汇三杀”等问题，美国政府还面临着财政赤字和美元贬值的压力，其关税政策带来的供应冲击和通胀压力与刺激经济的降息需求如何更好平衡是美国当前宏观政策面临的核心问题。欧洲央行同样面临严重的通胀问题和经济复苏压力，如何充分发挥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以缓解通胀并稳定经济是未来的关键挑战。对于我国来说，物价水平未来可能面临一定的通缩压力，我国央行一方面需要通过适当降息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提供流动性，另一方面配合特别国债等财政政策，在化债、房地产等重点领域稳定经济防范风险，实现“四稳”“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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