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票选2025年经济学最热名词，那么“关税”当之无愧。

从大陆文明的古老商路到海洋文明的海上航线，资源与市场的争夺从未间断。在全球经济的百年发展史里，关税的作用举足轻重。自国际贸易诞生以来，贸易与关税犹如一对双生子，交织贯穿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漫长历程。当前，大国博弈已超越经济范畴，演变为技术标准、资源控制、规则制定的复合型争夺，关税则成为博弈棋局中的关键棋子。

中美关税冲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续至今，冲突对抗与秩序重建不断交叠。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着新一轮的深刻重构。特朗普2.0以来的贸易政策加剧了冲突，美国议题带来了世界性问题。

“对等关税”的最终结局尚无定论，但需明晰关税本身具有可调节、可管理的特性，所以各国唯有超越短视的零和博弈，重构开放包容的全球经贸体系，才能为世界经济开辟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也为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找到平衡和可持续的新格局。

在此复杂背景之下，本期《北大金融评论》以“关税与全球经贸治理”为主题，从“贸易冲突下的通胀困局”“破局关税风暴”“保护主义困境与秩序博弈”三个角度展开，邀请吴卫星、陈茂波、彭家文、管涛、吉恩·格罗斯曼等一线专家和学者共同深入探究关税政策与金融脉动，于全球贸易变局中拨开迷雾、认清本质，找准未来前行的方向。

各国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与全球通胀的政策实践中，政策的协调配合和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美国的贸易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仍然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政策协调和国际合作将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与全球通胀的关键。

尽管短期内中美贸易走向阶段性缓和，但仍然不能排除未来双边关税税率再度上行的风险。考虑到中美经贸的深度联系，不宜低估额外关税对我国经济的综合影响，同时也不必过分高估中美“硬脱钩”的概率。

全球通胀格局在特朗普2.0时代呈现三大新特征：区域化、结构性、政策驱动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间贸易额同比增长15%，形成“通胀避风港”效应；半导体、新能源等战略产业价格波动主导CPI走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被迫与贸易政策深度捆绑，形成“关税-利率”政策组合拳。

短期内，贸易保护主义为本国夕阳产业或新兴产业提供喘息之机。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对钢铁产业实施进口配额与保障措施，缓解了国内钢铁企业亏损，保住了部分就业岗位。但从长期看，缺乏竞争压力使企业疏于创新与成本控制，效率低下，产品质量停滞不前。

高关税下，美国人很难用美元买到别国产品，也就变相降低了美元对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冲击。而在理论上，随着逆全球化的推进，美国获取的全球化红利会大幅下降，制造业也有望重回美国，美国国内因全球化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撕裂等矛盾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从这样的视角看，“对等关税”政策也算是美国的一条出路。

如何在财政空间受限的背景下打破失衡？关税政策成为特朗普的“破圈”选择，一方面关税政策+安全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驱动传统且重要产业回流美国，增加一定低收入群体就业机会，缓解收入结构失衡的同时，缓解政府转移支付压力；另一方面关税政策+技术管制，强化科技产业竞争优势，维持美元资产的财富效应。

美元被迫贬值将削弱美元信用，关税加征会加剧通货膨胀和抬升供应链成本并进而抵消制造业回流的经济效益。特朗普依赖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贬值工具的策略不仅未能消除特里芬难题中“流动性供给”与“币值稳定”的固有矛盾，反而可能通过动摇美元信用根基放大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创新高度依赖思想的自由交流，而国家间的知识外溢长期以来一直是推动各国创新与增长的关键因素。商品服务贸易壁垒的加剧，尤其是对人员自由流动的阻碍，必将对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以美国为例，它从印度、中国等国家的人才流入中获益巨大。随着签证政策收紧，这些技术人才及其所承载的智慧与创意的输入渠道也将日益收窄。

国际组织和市场机构的预测显示，短期内对美国的冲击甚至大于对中国的影响。一旦美国经济放缓甚至衰退，美联储大概率会降息。即便美国通胀上行，若就业市场恶化，美联储也可能优先考虑降息以刺激经济、挽救就业。中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分化趋于收敛，将利好人民币。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经贸关系的有序总比无序要好很多，它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使得国际经贸利益的创造和分配具有可预期性，有助于国际经贸的发展。从世界经济的历史看，新国际经贸秩序的基础是旧秩序，二者的转换与替代实际上是明显的改良过程的累积，渐进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总体稳中向好，所投资的制造业细分领域也与政府鼓励的方向较为一致。但其总量增长轨迹与制造业回流数据存在相似特征：在特朗普政府首个任期内增速相对平缓，而显著的增长加速则出现在全球供应链短缺时期。

美元的这种主导地位源于美国经济的实力、美国的法治、美国审慎的经济决策以及各种难以量化的雄厚的软实力。如果美国推行畸形的贸易政策，这等于主动毁弃固有的独特优势。如果支撑美元信誉的这些国家优势逐步丧失，那么美元的币值也终将难以保持。

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与中国坚持的多边主义，最大分别在于，前者立足于要别国乃至全球为美国一己的经济利益买单，而后者则将自身利益与多边体系的规则和利益深度绑定。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一贯坚定地倡议维护国际公理，巩固和改善多边规则，行使了充分的话语权。

人民币国际化是国家重要发展战略之一。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拥有中国内地以外最大的人民币资金池；处理全球80% 以上的离岸人民币支付 ；具备全球最活跃的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融资市场，以及独有的便捷进出内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渠道。

香港的专业服务业既拥有丰富国际经验和专业知识，同时亦对内地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商业文化有充分了解，可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援，助力企业实现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其他地区的全球化发展。

面对当前全球关税壁垒上升的趋势，需要通过单边主动实施或多边协调的方式，加快兑现RCEP关税减让承诺，为区域发展注入确定性。积极推动现有“国别关税减让”向“统一关税减让”过渡，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提升企业使用RCEP规则的便利度。

即便企业主张其对申报错误并无主观恶意，只要存在应知而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形，也可能被认定为构成FCA下的“明知”标准。在关税场景中，进口商、报关行、制造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若采取瞒报品名、错报原产地、低估申报价值、利用双重发票等手段规避税费，均有可能因违反FCA而被追责。

香港可以通过“区域化-科技-规则”的组合拳策略，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秩序重构，充分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结合点，通过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吸引全球眼光、资本、技术和人才，深度参与全球经贸治理，嵌入全球治理体系，展示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对话的独特范式，在大国博弈与全球竞争中赢得更加主动的地位。

香港在关税战中展现的经济韧性，构成了其参与全球经贸治理体系重构的转型基础。而要实现这种战略转型，需要突破结构性瓶颈，更要以主体身份介入国际规则重塑过程，最终形成“短期稳盘、中期重构、长期突破”的政策闭环，达成从规则适应向主动塑造的角色转变。

面向未来，中国企业需以更加系统性、战略性的视角推进自主创新。一方面，要持续增强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原创能力和协同能力，推动从技术引进向技术引领转变 ；另一方面，还需在政策、资本与制度层面形成更加有利于创新生态培育的长效机制，从而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方案转型，在全球产业竞争中掌握更高层级的话语权。

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引发的贸易摩擦不仅限于中美双方，其引发的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对新兴市场也形成“传导”效应。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整体“对等关税”的拖累，其需求总量受到抑制，中国企业拓展新兴市场更具挑战性；另一方面，关税压力也使新兴市场国家重新审视自身的贸易政策和经济结构，部分国家强化对外国投资以及进口产品的调查及监管，中国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门槛有所提高。

在美国政府通过举债刺激经济的同时，美元以债务的形式体现在联邦政府的负债端，却以转移收入的形式体现在美国居民的资产端。在拿到“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后，美国居民通过消费的方式将美元“出口”到全世界，而美国的贸易伙伴则将赚取到的美元投资到美国国债等资本市场中进行外汇管理。

政策性银行重点支持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且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展业经营，导致业务风险相对较高的同时利润有限，可持续发展面临一定压力，需要建立有针对性的配套保障机制。

我认为西方社会如此推崇“激情追求”的原因在于，除了工作之外，人们很少有其他地方能找到身份认同，这呼应了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自我反思性”概念——后现代语境中，我们被要求通过一生的经历构建自我叙事。

“我们之所以对 AGI 的较快到来持乐观态度，原因在于涌现以及低成本实现涌现的可能性在提升。这将吸引更多人投入数据、场景和资金，形成正向循环，从而加速突破。我对时间点的预测没有改变，预计 3—5 年内可能会有非常重要的突破。AI 领域的迭代速度甚至快于芯片领域的摩尔定律，可能 3—6 个月就会出现新版本。”

《北大金融评论》第24期即将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