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穆勒是伦敦贝叶斯商学院（前身为卡斯商学院）并购研究中心（MARC）的创始主任，并担任该学院的实践金融学教授。他在学术界和金融行业均享有卓越的声誉，其职业生涯横跨投资银行和管理咨询等多个领域，使他能够独特地弥合并购理论研究与商业实践之间的鸿沟。

《北大金融评论》与斯科特·穆勒的对话从他的合著作品《交易悖论：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并购成功》这本书出发，聊了聊新时代并购活动的演变与挑战。穆勒表示，传统企业现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瞄准技术驱动的收购，并购交易越来越多地受到获取数字能力的需求驱动，这些能力使公司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全球化并没有消亡，只是在演变为不同的形态。公司之间携手并进，不一定要互相收购。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3期。

谁是斯科特·穆勒？

斯科特·穆勒是伦敦贝叶斯商学院（前身为卡斯商学院）并购研究中心（MARC）的创始主任，并担任该学院的实践金融学教授。他在学术界和金融行业均享有卓越的声誉，其职业生涯横跨投资银行和管理咨询等多个领域，使他能够独特地弥合并购理论研究与商业实践之间的鸿沟。

在投身学术界之前，穆勒在金融行业积累了长达二十四年的丰富经验。他的职业生涯轨迹——从咨询到投资银行，再到学术界——充分展现了他对并购领域的全面理解。穆勒教授的职业生涯始于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担任管理顾问超过五年，这段经历为他奠定了深厚的分析和战略思维基础。此外，他在摩根士丹利的工作时长超过十二年，足迹覆盖纽约、日本和德国，并最终成为摩根士丹利银行（德国）的董事会成员。在德意志银行期间，穆勒曾担任企业风险投资部门全球主管，他不仅关注传统并购，还对通过收购新兴领域公司推动企业创新和增长充满兴趣。这一理念也在他后来的著作《交易悖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2002年，穆勒教授重返学术界，并一直在贝叶斯商学院任教至今。

斯科特·穆勒频繁受邀在主流电视媒体（如BBC、CNN、彭博社和CNBC）以及知名报刊（如《金融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和《独立报》）上就并购相关的商业议题发表专业评论。此外，他还为《华尔街日报》、BBC等权威媒体撰稿，分享其独到见解。截至当前，穆勒已出版七部著作，其中《智能并购：在并购雷区中导航》荣获2008年美国年度30本最佳商业图书奖，并于2014年推出第二版。他最近的合著作品《交易悖论：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并购成功》进一步探讨了在数字化浪潮中如何实现并购的成功，展现了其在这一领域的持续深耕与前沿思考。

《北大金融评论》小编与斯科特·穆勒的对话便从《交易悖论：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并购成功》这本书出发，聊了聊新时代并购活动的演变与挑战。

“瞄准”技术驱动的并购

《北大金融评论》:穆勒教授，我们仔细阅读了您的著作《交易悖论：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并购成功》。这本书非常引人入胜。在书中，您提到数字化转型对并购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在当今环境下，企业应如何调整并购策略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技术趋势？

斯科特·穆勒:随着大型语言模型（LLMs）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进步，大数据及其他技术的应用正深刻改变着整个并购市场，以及公司处理交易的方式。我认为，鉴于这种数字化转型，公司现在确实需要以不同的视角审视整个并购过程，无论是从潜在买家或卖家的角度，还是从交易过程的角度，数字化转型已经完全改变了企业处理并购的方式。这不再仅仅是关乎获取另一家公司的客户群或市场份额——也关乎获取能力。企业需要自问：我们是否拥有技术、数据、人才来跟上这一快速变化的格局？如果没有，那么并购就成为弥合这一缺口的工具。

我观察到的一个最大转变是，传统企业现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瞄准这些技术驱动的收购。这不仅仅是购买软件——而是将数字DNA嵌入他们的组织。正如我们在《交易悖论》中指出的那样，“并购交易越来越多地受到获取数字能力的需求驱动，这些能力使公司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

数字交易需要更快的整合和更敏捷的决策流程，以迅速捕捉价值。此外，如今的并购战略必须纳入监管前瞻性和合规性——尤其是在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方面——以确保在监管严格的数字环境中顺利达成交易。

“幸运”的失败交易

《北大金融评论》:您在《交易悖论》这本书中提到，尽管数字化工具正在改变并购，但人的判断和关系仍然是成功的关键，这一点让我很感兴趣。在过去的十年中，您认为哪一宗“失败”的并购交易最终对相关公司或行业来说是幸运的？为什么？

斯科特·穆勒:有时候，最好的交易是那些没有发生的交易。人们很容易关注到成功案例，但也有很多公司通过放弃交易而避免了潜在危机。

一个“幸运”失败交易的典型案例是2013年Facebook未能成功收购Snapchat。当时，Facebook似乎错过了在短暂消息领域确保其未来的机会，但交易的失败促使该公司在内部进行创新，直接推动了Instagram Stories的推出。这最终极大地拖慢了Snapchat的增长速度，并巩固了Facebook的市场主导地位。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2001年通用电气（GE）对霍尼韦尔（Honeywell）的收购失败，该交易因监管问题被阻止。回过头来看，这被证明是有益的，因为GE避免了高度复杂的整合，尤其是考虑到其后来在财务和管理上的困境。这些例子表明，有时放弃交易可以保护公司避免犯下代价高昂的战略错误。

关于你提到的“行业”因交易失败而幸运的部分，我再举一个例子。2022年，在英国竞争监管机构对其拟议交易进行调查的过程中，NVIDIA撤回了对ARM的400亿美元收购要约。这对行业来说是一个胜利。如果交易达成，它将引发严重的市场主导地位担忧，可能会抑制半导体领域的创新，并肯定会持续吸引全球竞争监管机构的关注。相反，ARM继续独立蓬勃发展，而NVIDIA则从人工智能热潮中受益，而无须面对收购带来的监管难题。

因此，尽管人们倾向于认为更多的交易总是更好，但现实却大不相同。有时，放弃交易是公司可以做出的最大胆、最明智的决定。

逆全球化下，并购活动何去何从？

《北大金融评论》:得益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内的并购活动催生了几乎所有行业的巨头企业。然而，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机制失灵的今天，您认为这种全球化的并购活动将何去何从？并购是否有可能成为重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力量？

斯科特·穆勒：毫无疑问，反全球化浪潮正在对并购交易活动产生影响。几十年来，跨境交易风靡一时，企业通过拓展新地域市场、收购外国竞争对手和构建全球供应链实现扩张。但如今呢？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监管审查使得这类交易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各国政府现在对外资收购——尤其是半导体、人工智能和能源等战略行业的收购——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不过，我认为全球化并未消亡，而是在演变。我们看到的趋势不再是全面的大规模跨国收购，而是转向区域性供应链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企业仍在寻求分散风险，但策略更加本地化。

此外，尽管近期一些国家出现反弹，但ESG（环境、社会与治理）关切正在推动并购活动向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可能通过激励优先考虑道德、可持续和透明运营的企业，重塑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这种以ESG为核心的交易转型确实可能通过设立新的国际企业行为标准影响全球经济框架——当然，局部地区仍会有例外。

因此，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重塑并购格局，但并未阻止其发展。交易仍在发生，只是变得更加战略性、本地化，并更注重长期韧性。

采写 ：都闻心、钟龙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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