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何去何从？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或许是持最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之一。

詹姆斯是普林斯顿大学克劳德和洛尔·凯利欧洲研究教授，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欧盟大学研究院玛丽·居里客座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历史学家。2004年他被授予赫尔穆特·施密特经济历史学奖，2005年被授予路德维希·艾哈德奖。作为全球顶尖的德国史、跨大西洋经济史及全球化研究专家之一，詹姆斯擅长通过对比历史事件来揭示当代发展态势，如欧盟危机（《欧洲竞争》，2016年），以及全球化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全球化的终结》，2001年；《七次崩溃》，2023年）。他出版的十余部著作里，研究范围涵盖德国比较研究、全球化、经济制度史等领域，其中《家族企业》《欧元的思想之争》《七次崩溃》等书先后被引入中国。

“当前时刻的奇特之处在于，尽管面临着如此多的悲观和绝望，解决方案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触手可及，同时也更加广泛深远。”詹姆斯指出。他认为我们眼下正处于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之中，技术创新的步伐正在加快，人们有理由对人工智能在医学（新药、新技术）和教育（新的学习方法）方面做出重大改进的能力感到乐观，而人类也终将开发出碳能源和被滥用的杀虫剂的替代品。

面对未知的新世界，詹姆斯的乐观并不突兀。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全球化及其造成的不满，并对大萧条时期的历史倒退以及深入关联的新阶段展开了研究。史实无数次告诉他，经验或许会失效，但人们总是能“根据当下的迫切需求重新解读过往的时刻”，而“在当下这个最令人沮丧的时候，我们学到的东西也最多”。

从德国大萧条到美国大选

在职业生涯早期，詹姆斯专注于德国现代史，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金融史研究。他对该领域的主要贡献包括对德意志银行的详细研究，对纳粹时代帝国银行在没收犹太人金融资产中的作用的研究，以及对德国民族身份的特殊性质的重新评估，并先后出版了《德国经济衰退》（1986）、《1770—1990年的德国认同》（1989）、《德意志银行的历史》（1995）、《德意志银行和纳粹对犹太人的经济战》（2001）等著作。

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时代德国的研究让詹姆斯格外警惕经济社会中的各类极端主义。他指出，经济下行时期，关于经济领域的反思会纷至沓来，民粹主义更容易大行其道。

“民粹主义不仅仅是承诺给更多人更多的好处；但是，没有这些承诺，民粹主义所蕴含的文化因素看起来就只会是过时和反动的。如果保守主义者自身的经济利益受损，那么他们也不喜欢这些政策。”詹姆斯认为，特朗普之所以能两次赢得美国大选，盖因“经济发展给民众带来的激情强大到足以弥补普遍存在的对特朗普个人风格以及其分裂性、种族和性别歧视言论的不认同”。

在探讨美国2024年大选影响的《法西斯主义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法西斯主义者》一文中，詹姆斯用历史数据对比了1930年代初期发生在德国的情况，提醒人们有必要担心特朗普当政期间的美国政府或将滑向一种激进的、军事化的威权主义境地。因为历史的经验早已表明，“（1930年代）全球经济正遭受大萧条之苦，人们几乎没有动力继续按照旧经济体系的规则行事。因此，作为提高德国人生活水平的无成本策略，民族主义和闭关自守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全球化捍卫者

如果打开詹姆斯在Project Syndicate上的专栏，人们会发现他文章标题中“战争”“危机”“衰退”等关键词出现的频率颇高，人们进而很容易错误地把他当成一个悲观论调者。然而，当人们看到全球化被归咎于供应链断裂、通货膨胀、不平等——甚至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时，詹姆斯却仍是一个坚定且乐观的全球化捍卫者——“某种全球化的危机会导致更高程度的全球化，他们为沟通和创新创造出新的活力”。

全球化被污名化，詹姆斯认为有三类情绪主导了这种去全球化思潮：首先是恐惧，这种情绪通常源于对金融危机造成损失的担忧或对来自其他国家威胁的担忧，反映了一个社会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深感焦虑；其次是怀疑，这种情绪常常容易给人制造假象，使人们对他国或社会中的某些群体产生不信任；最后是混乱，当全球化逐渐侵蚀了原本的核心价值观、资源分配方式以及生活方式时，会进一步助长恐惧与怀疑的情绪。

“我们也很难将全球化的影响——贸易增加、资金流动和移民——与技术的影响区分开来。当你想到美国钢铁工人或煤矿工人失去工作时，这不仅仅是全球化的影响，这也是技术的影响。”在詹姆斯看来，正是得益于持续的全球化，在过去半个世纪，全球人口所能获取的资源实现了大幅增长，全球各地收入实现了显著攀升，以及诞生了真正的中产阶级。全球化不仅为缓解贫困问题提供了助力，同时也为应对诸如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需要全球协作解决的挑战带来了可能。

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詹姆斯撰写了大量关于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影响的文章，其新作《七次崩溃》是集大成之作，获评英国《金融时报》2023年最佳经济类图书。通过回溯过去200年所发生的全球化及其转折点，詹姆斯发现：负供给冲击促进了全球化，而负需求冲击抑制了全球化。

“我主要在观察全球化转向的关键时刻。其中一些危机案例涉及需求崩溃，比如大萧条或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这两者都发生在大的金融崩溃之后。我还研究了让世界连通性变得清晰可见的早期危机之一——19世纪中叶，北欧和西欧发生了大规模饥荒，这场饥荒让人们意识到欧洲无法自给自足，必须大幅扩大与美洲和俄罗斯帝国的贸易。此外，我也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冲击，这些都推动了经济开放观念的普及。”

至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詹姆斯相信一个简单的道理：“技术和全球化相结合，提供了强有力答案，就像他们在从前的危机中所做的那样。那时的教训和现在一样简单，全球化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对话詹姆斯

《北大金融评论》：我们看到，债务扩张风险已然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您认为我们应该像担心气候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一样担心全球债务扩张问题吗？

哈罗德·詹姆斯：债务绝对是政策制定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且这一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选民和公民的关注。

贫困国家的负债问题一直是国际议程上的重要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思考解决之道。但新的情况是，一些富裕的工业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公共债务扩张，债务规模之大，以至于我们可以预测出，为了偿还债务，国家收入中将有多大比例必须用于债务偿还，以及这将带来多么高昂的成本，进而会制约其他方面的支出选择。如果你把大量资金用于偿还债务，那么你就无法在社会保障上投入那么多，无法将那么多资金投入投资，也无法在安全保障上投入那么多。

而这也是美国将要面对的情况。可以预见的是：就美国的现状来看，无论下一位总统是谁，他们都必须面对与处理一个非常严重的债务问题。在特朗普承诺大幅减税的情况下，这一点更加明显，因为减税会扩大赤字规模，并将导向如何为债务融资这一更加尖锐的问题。

至于其他发达国家，我们不妨简短地回顾一下2022年9月至10月间的一次特殊事件。当时的英国首相提出了一项减税计划（“迷你预算”），预计减税约450亿英镑。这并不是一个巨额数字，可能只相当于GDP的2%。因此，人们似乎不应该认为这项政策会带来多大的市场动荡，但它却真实地在市场上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反应（panic reaction）。这种类似的恐慌反应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可能上演，这也是下一届美国政府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和悬念。

《北大金融评论》：今天，即使像G20这样的经济体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如政治极化、过重的债务负担、难以为继的福利政策以及地缘冲突。基于您的观察，您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在是一个更好的时代还是一个更差的时代？

哈罗德·詹姆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更好的时代。在我看来，不同地方的人对世界的认知有很大差异。如果你身处成熟的工业经济体，你可能会有些怀疑，或者觉得全球化对很多社会群体来说并不是件好事。但如果你去巴西或墨西哥这样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或者去越南、亚美尼亚这样的小国，你会发现它们是全球化开放的巨大受益者。

总的来看，全球化效应之一是将世界各地的大量人口带出了贫困。这在亚洲已经显现，在拉丁美洲也可见到，而在非洲也开始显现。这至关重要，因为贫困、饥饿、生活水平低下和易受疾病侵害曾是20世纪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特征。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实质性发展的一个巨大成功之处，就是广泛减少了贫困，甚至可以说是极大地减少了贫困。

我认为，这就是世界的未来真正依赖于这些国家——较贫穷的国家，我们称之为新兴国家——的原因。它们将意识到，它们也有责任继续推动全球化进程，因为全球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故事。这显然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北大金融评论》：您在《七次崩溃》一书中指出，“某种全球化的危机会导致更高程度的全球化”。而许多人认为“全球化已死”。您认为全球化终将“重生”的新动力在哪里？

哈罗德·詹姆斯：尽管许多人质疑、担心（全球化），特别是一些工业大国正在反对全球化，我对全球化的未来仍相对乐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可以来思考：全球化在过去是如何发展的？转折点在哪里？是什么促使了更多的全球化？是什么导致了对全球化的抵制？

而历史已早有答案。我研究过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70年代的两个案例。在这两个时期，都出现了供给冲击，即某种资源的稀缺——19世纪是粮食稀缺，而20世纪70年代则是能源稀缺。这种稀缺首先导致了政策上的混乱，引发了大量辩论，同时也使人们对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了诸多怀疑。

但最终，在经历了这种混乱之后，他们意识到资源的稀缺性确实要求他们与更多国家进行贸易，并开放其贸易体系。20世纪70年代是这样，19世纪中叶也是如此。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们所经历的基本故事就是一个充满越来越多供给冲击，尤其是负面供给冲击的世界。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

国家越小，越渴望贸易，即便是大国也意识到自身无法自给自足。我们仍然非常依赖世界其他国家，依赖中国产品。如果爆发一场严重的贸易战——显然，随着特朗普当选新总统，这已成为一种可能——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什么，基础商品不仅价格飞涨，还可能变得一货难求。

我们（美国）从印度进口了很多仿制药。但这些仿制药的生产原料——即用于制造这些仿制药的化学品——来自中国。当美国人因为得不到抗生素而无法妥善治疗疾病时，他们会大幅转变态度，认为这是不当政策所导致的。

从《七次崩溃》这本书中我们学到的一个故事是，供给冲击，尤其是负供给冲击，最终会推动更多的全球化。我们将依赖，并将继续依赖全球各地生产的商品，以及更多地依赖全球各地提供的服务。

《北大金融评论》：您曾提到，全球建立并管理好“一个有弹性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很有必要。您认为我们离这样一个安全网还有多远的距离？

哈罗德·詹姆斯：我想我们在应对全球化方面做得好坏参半。21世纪初的旧全球化主要以贸易为特征，尤其是制成品贸易。负责监督并制定这些规则的机构是世界贸易组织（WTO）。

WTO是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创伤中诞生的，当时贸易正在扩张。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1947）框架下谈判贸易协定的旧体系是一种拼凑的解决方案，WTO旨在取代GATT，并建立了一套规则和仲裁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各国政府可以依赖这些规则和程序。21世纪初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乔治·沃克·布什政府想要征收钢铁关税（2002），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们知道此举会遭到WTO的上诉，也知道WTO会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做。然而，他们最终也撤销了这一决定。我认为，对于各国政府而言，拥有这样一个体系是有帮助的。

自2008年以来，WTO的运行越来越陷入停滞。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美国停止任命仲裁小组成员，这个系统已经不起作用了。那么，我们有必要为此担心吗？我对此并不太担心，因为全球化的特征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的世界正逐渐变成一个服务业日益重要、商品日益次要的世界。这里实际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衡量方式：自2010年代以来，相对于世界GDP，商品贸易量一直停滞不前，甚至略有下降，但相对于世界制造业产出，商品贸易量基本保持稳定。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在商品方面的消费正在减少。

这并不奇怪，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所处的经济体系已经相当成熟。但我们的交易内容正日益倾向于服务领域，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且在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期间也一直在持续。

我们将会发现，我们交易的商品更多地转向例如教育产品、法律服务以及书籍出版等类似服务，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医疗服务。这些服务不依赖于任何实体商品的运输，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遵循的规则与WTO所制定的规则属于不同的世界。也许WTO失去行动能力并不是一场悲剧，但我们需要构想新的方式，让这个贸易服务的世界将我们凝聚在一起，使我们更加繁荣。

采写 ：钟龙军、都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