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林：环保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对策
2024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这一文件不仅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更提出明确目标——到2030年，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到15万亿元左右。当前，环保产业正处于一个关键转型期，面临着业态升级、模式重组、格局重构多重挑战，环保产业如何破解“增收不增利、发展同质化”的困境，如何平衡新技术、新领域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在2024北京大学金融家、企业家走进西藏专题研讨活动上，《北大金融评论》专访了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会长、清新环境总裁李其林，就环保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探讨。李其林指出，环保产业的发展空间依然广阔，关键在于如何找准定位，把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规模化发展提升资产效率，选择适合企业特性的资产模式。他还强调了数字化手段在推动产业标准化中的作用，以及AI等新技术在服务产业逻辑中的重要性。面向未来，技术创新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是环保产业发展的双轮驱动，而围绕出海和双碳目标的积极布局，将是环保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北大金融评论》：2030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规模将达到15万亿元左右，您认为环保行业未来几年可能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李其林：我们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探讨环保产业的发展趋势。首先，近年来环保产业经历了一次理念上的重大转型。自党的二十大以来，环保产业的发展逻辑已经从传统的污染治理转变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八个字。这个转变意味着我们的工作重点不再仅仅局限于污水处理、废气治理、固废处理和噪声治理，而是扩大到了节能降碳、碳资产管理、绿色化改造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修复等更广泛的领域。因此，环保产业的发展需要顺应时代潮流，寻找在这些更广泛内涵中的发展空间。第二个关键点是环保产业的规模化整合和提质增效的发展趋势。我国的环保产业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萌芽，并于2000年前后迎来了主流环保公司的广泛成立，后又历经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这一发展过程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步。在第一阶段，环保治理初见成效，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一些成熟的公司。以污水处理为例，水务行业内涌现了大批企业，几乎各个省份都拥有自己的水务公司或由城投平台掌控的水务实体。全国性的龙头企业，如北控和首创，也已经形成。但产业的属地化特性也导致环保资产存在条块分割的情况。在传统经济运行的逻辑下，环保产业是社会成本的一部分，环保治理需要社会付出特定的费用。新时期，环保产业的第二大趋势聚焦于如何通过规模化发展提升存量资产效率以降低成本，这可能涵盖资产并购整合、技术改造及多项存量优化举措，标准化与智慧化改造等新手段也被纳入其中。第三是环保产业出海带来的机会。近年来，国际市场存在波动和不确定性，但总体来看，无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还是针对特定地区的环境发展需求，都存在许多机遇。中国的环保企业，无论规模大小，这几年都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部分龙头企业，比如光大水务、锦江环境、景津装备等，都已经将业务拓展到了国外，特别是在东南亚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服务涵盖了污水处理、固废处理、装备制造、大气处理等多个领域。这些机会的核心在于，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积累了极具竞争力的环境技术。当前面临的排放问题和压力加速了技术创新的步伐，使我们的技术在国际上展现出强大竞争力。因此，尽管出海发展之路由于其他非技术原因而不会平坦，但出海之路依然充满了机遇。此外，随着全球对双碳目标的关注，国际碳资产交易和平衡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我认为，围绕出海和双碳目标，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北大金融评论》：伴随着大规模基建热潮的逐渐退去,环保产业正步入一个深度调整期，您认为环保产业企业该如何破局？李其林：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了环保产业当前面临的一些困境和挑战。从2018年到现在，环保产业的数据呈现出一种增收不增利的现象——营收总体上保持增长、利润却未见同步增长。这与整体经济形势、客户的经济状况，以及行业内的竞争加剧都有关系。环保产业近年来的一个重大挑战在于技术创新。创新本身就是一项挑战，它需要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当经济效益下滑时，对创新的投入也会受到影响。创新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短期内难以看到成果。此外是环保行业格局的变化。过去几年，我们经常听到“国进民退”这个词，这里我们持中立态度。实际上，许多省份都成立了自己的省级环保平台，一些地级市也成立了环保公司，包括央企在内的国有企业也纷纷进入环保领域。这表明产业发展的趋势是积极的，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是好事。然而，这也无形中加剧了竞争，甚至有些地方形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的门槛。还有一个行业内的通病——回款难题，环保产业应收账款居高不下。这与环保产业的业态有关，因为环保产业主要是通过向客户提供服务、设备或技术来获取款项，而客户的支付能力和意愿近年来在持续下降。基于上述挑战，环保企业必然要围绕新的行业发展趋势进行创新。比如，从单纯的治污转向治污和降碳结合，开发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从而提高毛利率。通过创新来改进产品组合，创造出毛利率更高的产品，这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在行业格局方面，每个企业要选好自己的定位。比如，大型国企可以进行资本性运营和重资产投资，因为它们有较低的资金成本。而中小企业则应专注于技术开发、产品和服务，为大企业提供配套协调。从整体看，优化全生态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至于回款问题，行业已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这包括行业商会和协会以及企业自身的一系列回款举措。近几年，政府也在不断推出一些针对民营企业的关于回款的政策，甚至中央政府也下发了相关文件予以支持。但这一问题与整体经济环境息息相关。未来，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结合金融产品来处理，例如探索应收账款打包、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回收或者融资来解决企业的现金流问题。《北大金融评论》：《2024中国环境企业营收前50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生态环境产业相关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达60.41%。面对不断攀升的资产负债率，环保企业的投资决策显得尤为关键。您如何看待环保行业的轻重资产发展战略之争？李其林：纵观环保产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轻重资产配置变化。最初，环保产业以轻资产模式起家，主要涉及工程施工、产品提供和技术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2007年左右，烟气治理领域开始引入BOT（建设—运营—移交）和特许经营权等模式，大气治理业务开始向重资产投资运营模式转型。水务行业从一开始就较多地涉及重资产投资运营，至今已经积累了一批相对较重的环保资产。而当前，环保产业的发展趋势是轻重资产相结合，例如围绕重资产业务，许多企业开始提供轻资产的运维服务和技术服务等。选择何种战略具体要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来决定。在环保行业的参与者格局中，我们可以看到多元化的企业类型，包括大型央企、国企、地方投资集团、民营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企业。这些企业各自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企业应根据自身的资金成本和获取能力来决定在重资产上的投入程度。对于那些资金成本较低的企业来说，投资重资产可以带来稳定的收益，因为拥有实体资产是稳定运营的基础。相反，如果企业只专注于轻资产的一次性产品和技术服务，虽然订单灵活，但往往收益一次性，这不利于企业经营的稳定性。轻资产运营中还包括一种运维模式，即运行维护服务。这种模式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够获得相应的订单。对于清新环境来说，我们采取的是轻重资产结合的运营模式。以下属的水务板块为例，国润水务主要负责供排水投资运营，属于重资产投资；而深水咨询则以轻资产的运行维护服务为主，包括城市服务的延伸，如河道和流域管理、公园维护和运营等。这种内部轻重资产模式的搭配有助于我们在资金效率和运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点。《北大金融评论》：碳中和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环保企业与双碳产业的联动将有巨大的探索空间，您认为环保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又有哪些机遇可以把握？李其林：在探讨碳中和这一议题时，我们可以看到它与传统环保企业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存在显著的不同。碳资产交易与企业的能源使用密切相关，这与节能、新能源以及碳汇等领域紧密相连。环保企业的客户群体主要是大型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在碳监测和碳交易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因为这些领域仍然是商业上的新生事物，正处于发展之中。从2023年开始，碳交易市场上的交易以配额交易为主，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作为补充，但目前方法上认定的种类还不多，因此更多的是存量配额的交易。配额交易涉及的行业最初主要是火电，最近又扩展到了钢铁等行业。在未来，围绕碳资产的开发和碳配额的认定服务将大有可为。这一领域不仅涉及节能降碳企业，还包括碳排放权交易（CCR）等开发企业。从最初的咨询公司提供的碳排放核定认定等基础服务，到企业正在开发的碳监测设备，如二氧化碳排放监测仪器，都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目前市场上已有多种监测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的设备，而针对二氧化碳的监测设备正在开发中，这将有助于提高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碳排放数据的获取方式主要有两种：核算和在线监测。这两种方式都可能带来新的市场机会。此外，碳资产管理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领域。除了配额管理之外，企业、园区乃至大型客户的节能降碳指标管理也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可能会催生出针对这些客户群体的碳金融服务平台，类似于碳投行，为市场带来新的业态。然而，这些领域的挑战也不容忽视。碳咨询、监测和管理都是新兴的专业领域，需要新的逻辑和专业知识。对于环保企业而言，进入这些领域需要具备专业性，并选择合适的赛道和角度。
《北大金融评论》：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全面到来，您如何看待数字技术发展对环保产业的影响？李其林：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涉及各个行业，环保产业也不例外。在环保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浪潮中，有三类企业的角色尤为重要：环保企业自身、第三方服务性企业以及主流的大型科技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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