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是特朗普2.0政策框架中的重要一环。在竞选阶段，特朗普分别提出对海外加征10%—20%、对华加征60%以上关税主张，并撤销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2024年共和党纲领还承诺，将通过《特朗普互惠贸易法》（Trump Reciprocal Trade Act）、对外加征关税等方式平衡美国贸易余额，保护美国免于不正当竞争。

近期，随着特朗普团队陆续提名主要内阁成员，其第二任期施政风格和可能的政策推演逐步清晰。其中，特朗普于11月19日提名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出任商务部长，并声明称其将直接负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11月22日提名贝森特（Scott Bessent）出任财政部长，至此美国经贸领域两位重要内阁官员已初步确定。从卢特尼克的个人画像来看，其赞成通过关税来建立和保护美国工业，厌恶贸易逆差，倾向于保守主义，但与极端的意识形态派别尚有差异。此外，或因“贸易沙皇”莱特希泽出任贸易代表的概率降低，近期市场对特朗普第二任期激进关税节奏的担忧有所缓解。

对于特朗普2.0政策框架而言，相较于有什么政策，政策执行的节奏和力度才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复盘特朗普1.0时期对华关税的形式与落地节奏，对于判断其将对我国出口造成影响，并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特朗普1.0时期关税政策的依据与节奏

美国宪法将包括关税在内的税收、对外贸易等领域的立法权力单独赋予国会。尽管美国总统在贸易协议的谈判中享有一定的权力，但其在国际经贸领域并没有特殊的行政权力。而具体到关税领域，过往的实践经验中，国会可以通过立法将部分权力委托给总统，以在某些特殊情形下修改关税税率，但上述行为须遵守特定的时间段、定期审查和决定是否延续。2017年以来，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即频繁通过这一方式展开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并实施加征关税。美国1962年贸易扩大法案232条款中提到，如果商务部认定某些产品进口的数量或其他情况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则允许总统采取加征关税等贸易措施；而1974年贸易法案301条款中则提及，如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确定贸易伙伴违反了贸易协定承诺或对美实施了歧视性行为，允许其暂停贸易协定优惠条款或实施进口限制。从政策推进的节奏来看，2017年4月特朗普上任后不久，即展开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的调查，同时开启了与中国的贸易沟通和谈判。2017年8月，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随后的2018—2019年，美国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加征三轮关税，平均税率从3.2%提高到19.3%，覆盖66.4%的从中国进口产品。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轮加征关税针对500亿美元的从中国进口产品，分别在2018年7月和8月，将340亿美元（涉及818种进口产品，清单1）和160亿美元（涉及279项进口产品，清单2）的商品的税率提高至25%。至此，美国对从中国进口产品的综合平均税率从3.2%提高到8.2%，关税影响9.8%的中国进口产品。

第二轮加征关税范围进一步扩大，2018年9月对2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产品加征10%关税（清单3）。对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平均税率也从8.2%提高到12%，关税影响范围从9.8%扩大至46.9%，近半的自华进口品受到影响。2019年6月，这批2000亿产品的关税税率进一步从10%提高至25%，对华进口的平均税率达到17.6%。

第三轮继续扩大范围，2019年8月列出3000亿美元的加税产品清单，分为1200亿美元和1800亿美元两批次，第一批1200亿美元加征15%关税、9月生效（清单4A），第二批1800亿美元则在12月生效（后因双方贸易协定而暂缓）。至此，美对华进口的平均税率达到21%，加税影响范围也扩大至三分之二的进口产品（66.4%）。

2020年1月，中美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美国将此前的1200亿美元产品税率从15%下调至7.5%，后续的1800亿美元继续暂缓，美对华进口平均税率从21%降至19.3%。

特朗普1.0时期关税政策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复盘2018年，“加关税”后我国“抢出口”现象明显。在2018年4月美国发表针对清单1加关税的声明后，我国出现了一定的“抢出口”现象，其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关税声明发布后，美国从中国进口清单1内产品的增速显著高于非清单1内产品增速；其二，美国从中国进口清单1内产品占比也有所走高。叠加两方面因素来看我国在窗口期内出现了一定的“抢出口”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针对清单1加征关税声明到落地的窗口期较短，故出现的“抢出口”现象亦可能存在季节性因素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从长期影响来看，在针对清单1的加关税落地后，美国从中国进口清单1内商品的增速大幅滑落至负增长，且长期低于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清单1内商品的增速，直至2020年11月才由负转正。

与清单1相比，清单2产品的“抢出口”现象相对较弱，虽然在关税声明发布后，美国从中国进口清单2内产品的增速也显著高于非清单2内产品增速，但其相比于关税声明发布前变化并不明显。而如果对比清单1和清单2包含的产品，清单1中更多地包含电子设备和光学仪器等高技术产品，一定程度上表明高技术、高附加值相关产品的“抢出口”现象要更加明显。而长期影响方面，与清单1相类似，在针对清单2的加关税落地后，美国从中国进口清单2内产品的增速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负增长，在连续15个月的负增长后才再度转正。

清单3产品的“抢出口”现象明显强于清单1与清单2，特别是在6月份关税方案宣布后，美国从我国进口清单3产品与从其他国家进口清单3产品的增速差显著走阔，而在年底宣布提升税率后又出现了一次明显的短期“抢出口”现象。究其原因：其一，清单3相较于清单1和清单2有着更长的窗口期，出口商有足够的时间对关税政策的影响进行定价并做出对应的调整；其二，清单3覆盖的产品范围更广，清单内产品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为规避不确定性，贸易商提前“抢出口”的倾向更高。

总结2018年3轮关税清单下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增速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其一，加关税产品清单宣布到落地的窗口期内我国企业有明显的“抢出口”现象，且越临近落地期“抢出口”行为越明显；其二，加关税后“抢出口”的强度对关税税率的敏感度相对不高，主要取决于清单中产品对美国进口而言的依赖度，且从产品大类来看具有高附加值的电子设备、运输设备以及光学仪器等产品“抢出口”行为更明显；其三，加关税清单中涉及产品的份额可能会存在永久性的流失，截至2024年前8个月，清单1、清单2和清单3中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占美国进口的比重分别较2017年回落了2.65%、8.35%和11.40%。

而从我国出口的角度来看，加关税产品清单宣布到落地前我国清单内产品对美出口增速有显著提升且高于我国清单内产品整体增速，进一步印证了“抢出口”行为的存在。从长期影响来看：一方面，在加关税落地后的1—2个季度内我国清单内产品对美出口增速有显著下滑，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会明显低于清单内产品对全球的增速；另一方面，加征关税对我国清单内产品出口份额的影响仅存在于短期，长期来看，尽管我国清单内产品对美出口增速及份额明显下滑，但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增长使得清单内产品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并未出现下滑，与我国近些年贸易伙伴结构的变化相一致。

我们以清单3产品在加关税落地前后美国对中国进口增速与美国全部进口增速差值的变化进一步测算了各行业在“抢出口”方面的表现，在主要出口产品“抢出口”的强度方面，我们发现电气机械>电子设备>地产后周期消费品>纺织品，这个结果一方面进一步印证了高附加值的产品更容易出现“抢出口”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诸如美国制造业回流等美国国内需求的变化也会对“抢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

特朗普2.0时期的关税政策推演及其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对于特朗普2.0时期的关税节奏，部分观点认为，考虑到总统可引用特别条款加征关税，程序上不复杂，以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对华进行了301审查，在此基础上定期审查、延期以加征关税较为便捷，因此，特朗普上任后对华关税或很快落地。但若综合特朗普2.0时期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推演，我们认为2025年特朗普对华60%以上关税承诺或难以全面兑现，且可能存在多番拉扯。

原因在于：其一，特朗普难以内（宽财政）外（加关税）两线同步作战，参考2016—2017年，红色横扫优势下，特朗普或优先执行需要两院同时在手且对美国经济影响更积极的宽财政，再执行流程简单的、对美国经济影响更负面的关税政策；其二，共和党2026年有中期选举政治诉求，或需要留给2026年一个政策真空期；其三，关税政策落地过程中将持续存在外贸政策的拉扯与权衡，最终落地力度可能难及承诺；其四，已知的共和党提交的《恢复贸易公平法案》计划将分五年对华加征关税（落地后第180天加征10%、第2年25%、第4年50%、第5年100%）。

此外，目前特朗普团队提名的财长贝森特对于关税政策更加讲究策略性而非激进派，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可能兼任贸易代表，赞成普遍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非鲜明的对华激进派。因此，在实践中，2025年特朗普对华加关税的实际落地节奏或未必如其在竞选中所宣扬的那般激进。截至12月9日，PolyMarket交易数据显示，当前市场预计特朗普仅有12%的概率在其百日新政期内对华加征40%关税，有37%的概率将在其上任后半年内大规模加征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