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家总是热衷探讨外星高等级文明可能的信号传递方式，譬如量子通信、引力波通信、生物信号、意识共享等等，高效无损的信息传递被认为是文明高速发展的基石。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研究分支也和信息传递效率有关——信息经济学。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管理学Philip H.Knight荣休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被认为是现代信息经济学发展的核心贡献者之一。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是——在一个非对称信息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个体为了避免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如何将其“信号”可信地传递给具有信息劣势的个体。

在非对称信息市场上，逆向选择会带来市场失灵问题——由于买卖信息不对称，市场成交价格不断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导致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柠檬市场”是一个经典的逆向选择案例，由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在1970年发表的《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中正式提出。

斯宾塞1973年撰写的《劳动力市场的信号发送》被认为是非对称信息理论领域的另一篇开创性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斯宾塞指出，为促成交易，市场参加者均需支付一定成本，这样支付的一定成本往往是以市场信号的成本形式来体现。“市场信号是市场参与者解决逆向选择的一种对策结果，它表明即使在信息非对称市场上，通过大量释放信号（尽管这需要一定的成本），市场依然可以获得部分被逆向选择破坏的市场效率。”斯宾塞表示。

2001年，斯宾塞与阿克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共同被授予了该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的分析”。

从1975年到1990年，斯宾塞担任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和商业管理学的教授，因为教学成果卓著，他在1978年被授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奖，因为对经济思想和知识的“重大贡献”，在1981年被授予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在1990—1999年期间，斯宾塞担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在1999年他成为橡树资本的合伙人。2006年，斯宾塞参与发起并成立了经济增长和发展委员会，并担任委员会主席直至2010年6月。

在经济增长和发展委员会任职期间，斯宾塞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迅速变化的观察，编著了《领袖与经济增长》《城镇化与增长》等报告，并著有《下一次大趋同》一书。斯宾塞还与中国渊源深厚，他2009年参与编写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报告荣获2017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023年，观察到世界经济的急速变化正在催生充满不确定性的全新未来，斯宾塞联合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等人撰写了《长期危机》一书。他们认为完全基于效率最大化和比较优势构建的全球经济如今无法继续运转，“像美国和中国这样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需要认真看待这些变化，并合作建设一套更为成熟的新版全球相互依存体系，尽可能保持开放和包容，并考虑技术服务于不同用途及国家安全的现实情况”。

捕捉“信号”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是美国某州地区法院法官，正在审理一名白人学生指控当地某高校法学院的案件。该学生在法庭上称，有几个比他申请条件低的黑人学生被录取了，这并不公平。此时，你会怎么处理？

现实中，法庭要求该大学录取了该名学生。这似乎很公允，但斯宾塞表示，“我们对这个案件的审理结果表示担忧”。

为什么会担忧？在解答这一疑问前，有必要先了解斯宾塞关于非对称信息市场研究的几个基本设定。

首先信息通过“信号”（signal）和“指标”（index）两种方式进行传递。斯宾塞指出，“信号”是那些可以被其他市场参与者观察、可以被操控的个体活动或特征，他们通过特定设计的事件或偶然事件改变市场中其他个体的理念或向其他个体传递信息；“指标”则是可以观察到的，但不可改变的活动或特征。

斯宾塞以就业市场为例，他认为教育便是一个典型的信号，“因为有一些诸如教育这样潜在的相关特征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受人为控制，所以我们有理由假设，为了以良好的姿态出现在可能的雇主面前，一个求职者会调整自己的某些特征（如教育、形象等，但人种、性别、年龄这些很难调整）”。

“当人们开始考虑一个信号传递博弈的一方是否知道另一方把一项活动看作信号还是指标时，博弈的分析变得相当复杂。”斯宾塞表示。

第二个设定是：在就业市场教育信号传递模型中，信号传递成本与生产能力负相关。不妨回忆一下，人们会去购买一些没用但却可以让人观察到的东西，以此来显示他们的能力。这种行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购买东西的成本与他们的生产潜力负相关。毕竟，如果一种商品对你来说不算昂贵，那么有能力时你或许就会多买一点。

在斯宾塞的例子中，雇主不能直接评估求职者的能力，而只能将其教育程度作为间接指标。如果能力较弱者需要更多努力才能达到与能力较强者相同的教育水平，那么在当前工资水平差异背景下，能力较强者可能会通过接受能力较弱者认为不值得的教育来表明他们的能力。此时，这种教育差异，可以被视为能力较强者的一种信号展示。在这种情况下，信号消除了逆向选择的诅咒，尽管是有代价的——有能力的人必须比能力较弱的人接受更多教育，即使教育对他们的生产力没有影响。

有意思的是，当教育被作为一种劳动市场的信号时，教育的发展会使这些信号的价值降低，出现获得更多教育的压力,进而降低教育投资的社会效益，最终教育可能不再具有信号传递功能。

最后，在一个完整的就业市场教育信号传递模型中，求职者根据雇主薪资列表选择教育投资作为能力信号，雇主观察员工边际产出后调整薪资，影响新求职者教育决策，循环往复，直至雇主薪资理念稳定，市场实现均衡。

斯宾塞进一步探讨了多市场框架下的多种均衡的存在，以及这些均衡如何导致男性和女性、黑人和白人的教育回报不同（即使这些群体之间没有天生的生产力差异）。仍以教育为例，如果一个群体的教育成本高于其他群体（例如受歧视政策影响），而雇主又未意识到，那么雇主可能会相信这个群体就是比其他群体需要更多的教育来发射一个给定能力水平的信号，这就会潜在地把该群体排斥出市场。显然，指标（种族）凭借着与信号传递成本、可替代的市场机会及有时候与生产力的相关性，影响了实际中的信号传递博弈。

回到开头案例中的疑问——为什么该法官的判决可能是不妥的？斯宾塞认为，当市场中存在信号传递成本差异时，如果在解释有效信号时无法调整这一问题，那么歧视就会发生，而就错误指标对信号进行补偿性解释，比完全没有补偿性解释还要糟糕。

“我能够想到，没有一个合理的、规范的原则，要求平等对待那些分数或任何其他指标或信号相等的人。正如我们早已看到的那样，在社会生产力层面上的平等对待，可能需要在信号层面上的不平等对待。”斯宾塞解释道，“如果法律允许对诸如种族、性别、家庭收入等指标做出某种反应的话，那么就必须要小心了。因为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对指标的反应什么时候是正当的？一个重要的现代公共政策问题就是控制这种类型个人信息的存储和获取。”

研究增长与危机

1999年，斯宾塞从已经担任了9年的斯坦福大学商业研究生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结束了15年的学术管理生涯(前6年担任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彼时，“互联网狂躁症”正在各地盛行。互联网和万维网对市场、行业甚至整个经济的重大潜在影响已经开始成为焦点。

“当我思考互联网潜在应用价值的时候，市场、供应链、交易系统，整个全球经济都开始发生根本性、持久性的变化。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我决定尝试弄清楚这对市场和经济的运行有什么意义。”斯宾塞曾回忆道，“互联网信息技术所产生的最大的长期影响将在哪里发生？一旦你注意到时间、距离和相关成本被极大压缩，位置偏远与否不再那么重要，答案就显而易见了：最大的影响是那些原本因距离而无法融入全球经济、国际市场和全球供应链的偏远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区，现在则可以融入了。”

机缘巧合之下，斯宾塞接到了世界银行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在世界银行减少贫困和经济管理网络举办的2005年度会议上发表题为“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增长”的主题演讲。基于“人们对增长谈论得不够，而当人们谈论增长时，人们又过于自信”的共识，斯宾塞随后又参与推动了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CGD）的成立，该委员会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减贫事业，致力于“评估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知识状况，以期为当前和未来几代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提供借鉴”。

在2006—2010年期间，斯宾塞一直担任着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任职期间，斯宾塞开始去各国访问委员会成员，尝试通过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重新观察世界。他组织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变化开展研究，形成了《领袖与经济增长》《城镇化与增长》等世界银行系列报告，并在2012年出版了集大成之作《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

“250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第一次收敛而不是发散。”斯宾塞彼时乐观地相信，“发展中国家新发现的活力与经过修正的发达国家一起，将很可能让我们处于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速发展的世界，管理非常困难。虽然风险很高，但是问题的难度并没有超越人类的聪明才智。”

时间来到2023年。这一年，斯宾塞联合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等人共同撰写了《长期危机》一书。

斯宾塞和合著者指出，我们已然进入这样一个世界——被各种冲击震撼的长期危机的世界，越来越深地陷入低速增长、高度不确定性、气候紧急事件频发，以及各国内部和相互之间分歧加剧的状态。这些不稳定和不安全只是表现，其背后反映出的是全球三个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转变；其次是从超级全球化世界向有管理的轻度全球化世界转变；再次是从经济因素决定政治决策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向新民族主义时代转变，政治和国家安全成为经济决策的支配因素。

世界正在悬崖边上摇晃不定，“均值回归”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许多挑战会持续存在，并相互作用、越发严重，如果我们不迅速行动、不作为，低增长、低生产率与不平等恶化的未来将再次“回归”。

但这绝非注定的结局，斯宾塞表示，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现实的选择：我们需要新的增长模式，不是放弃追求增长，而是相信技术的力量，改变现有的增长路径，把增长目标从不惜代价的扩张转向强调速度、包容与可持续的三位一体理念；我们需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在保证央行独立性、尊重专业人士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确立货币与财政政策目标时需有国家更强大的领导与监督；我们需要新的全球秩序，这不是一个关于“支持全球化”还是“反对全球化”的二选一议题，真正的议题是我们对全球化的管理是否得当，以及我们为支持全球化的顺利运转在多大程度上开展了合作。

对话斯宾塞

从学术研究到学术管理再到给世界顶尖公司与政府提供咨询，斯宾塞的身份历经多次转换，他始终相信，没有什么挑战是不可克服的，这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而不是障碍与限制的世界。

年过八旬，斯宾塞仍坚持参加各类国际交流活动，为世界经济发展献计献策。斯宾塞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问题，曾多次参加中国的媒体专访及学术讨论。他直言，中国在过去一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表现普遍好于怀疑论者的预言。

2024年7月，《北大金融评论》编辑部有幸采访到了斯宾塞教授，就中国发展与世界未来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以下为采访对话：

《北大金融评论》：斯宾塞教授，您指出为应对“长期危机”，我们有必要建立适应性增长模型，并改变宏观经济管理的思维方式。今天，西方国家普遍面临过高的债务水平、难以破解的金融化困局以及越发严重的国际贸易失衡，似乎已无力承载未来的福利积累。这是否意味着过去的包容性福利政策失败了，我们需要新的福利政策？

斯宾塞：你对西方经济形势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我们的债务水平确实在上升，经济增长面临的几个新的或影响日益加大的供给侧制约因素包括：人口老龄化、生产率下降以及通过多元化来增强韧性的必要性。包括大流行病、战争和气候事件在内的冲击也加剧了这些不利因素，并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中，最初由需求超过供应引起的通货膨胀在30年后又卷土重来。新的环境需要新的思维模式。换言之，由全球化和新兴市场增长带来的强大通货紧缩力量已经不再像过去三四十年那样强大了。

当数字化，特别是人工智能的生产潜力在21世纪20年代末开始显现时，这一模式很可能发生改变，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与此同时，我们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实际利率、更高的资本成本以及某些新兴经济体出现的财务困境，以充足的水平（约每年4万亿—6万亿美元）投资于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将是一项挑战（甚至可能是一场鏖战）。

你也说对了，过去三四十年的增长模式大多以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为特征，不同国家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通过再分配和有时被称为预分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并未完全成功。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我们现有的项目（福利政策），情况可能会更糟。因此，未来几十年依然存在的挑战是——随着经济在技术、在日益变化的经济相互依存模式等因素的推动下发生结构性演变，（如何）确保由此产生的增长模式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具有包容性。对于后者，我们需要对国际合作重新作出认真的承诺。

《北大金融评论》：托马斯·皮凯蒂曾指出二战后的三大思想失败有：没能发展出关于更加公正的财产权的理论，没能有效应对教育不公平的挑战，没能建立新型的国际主义。您认同这一观点吗？您认为在本世纪这三大问题最有可能以何种形式被解决？

斯宾塞：我并不反对皮凯蒂的观点。但我认为他提到的问题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失败的结果。我猜他可能也会同意这一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是战后时期的一项惊人成就。但那种全球化版本确实带来了分配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成功解决，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中。所以，让我谈谈你提到的三个问题。

只要有足够的承诺，教育（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新工具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建立一个务实的国际新秩序取决于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努力意愿。它不会与以前的版本相同。它将更加复杂，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限制也会更多，并且会有更多的基础设施，包括与数据和数据安全相关的法规。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并非不可能，尤其是在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问题上，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发挥着明确的领导作用。

财产权和有价值资产的所有权是第三个挑战。这是真的。以股票估值衡量，与30年前相比，现在大多数价值创造来自无形资产。前20家数字公司的市值占标普500指数总市值的三分之一。财富正在人口中相对较小的群体的资产负债表上积累。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主张对这种财富创造的某种程度的公共或集体所有权。这并非不合理。这种财富积累发生在一个需要投资(包括公共部门投资)来维持的体系中。也许，有人会说，应该有这样一种投资回报，这种回报有助于维持未来的投资，并为更广泛的公民提供支持服务和收入所需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