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
瘟疫和人类社会共生发展。瘟疫不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但是，瘟疫影响着人类的变迁、民族的兴衰、社会的枯荣、文化的起落、宗教的盛灭乃至世界的格局。历史上，对人类的发展影响最深远的有三场瘟疫：13世纪开始在中国反复爆发的鼠疫；14世纪从欧洲开始爆发的黑死病；以及16世纪在美洲爆发的天花。
曹树基、李玉尚在《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一书中指出，鼠疫是近700年中国历史中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在金元之际，中国南北方人口损失了将近3670万，其中约有70%死于鼠疫，超过当时人口的六分之一。
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波及世界。从热那亚人把黑死病带到马赛开始，之后三四年的时间，整个欧洲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失去了生命，全世界死于黑死病的超过2500万人。这场瘟疫大流行，促进了欧洲的社会变革。第一，黑死病动摇了宗教的权威。神职人员宣称黑死病是上帝对罪人的处罚，但后来神职人员也因染病去世；第二，旷日持久的疫情也使人们转向寻求预防与治疗，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认识开始萌生和发展；第三，黑死病造成人口锐减，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需要发展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刺激了人们的创造和创新，埋下了科学的种子。
所以，瘟疫带给社会苦难，而社会因为瘟疫重新洗牌，寻求新的平衡。16世纪在美洲爆发的天花帮助欧洲殖民者征服了美洲。达成共识的是，天花使阿兹特克帝国近2000万的人口锐减到160余万。欧洲人对美洲的“鸠占鹊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解决土地的问题，新大陆的开辟带来了土地；第二，资源丰富的美洲成了欧洲工业品的原料基地，比如棉花、蔗糖；第三，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使殖民者开始了贩卖黑奴的行为以补充廉价劳动力。
历史上的这三场大瘟疫都印证了瘟疫对历史演变的重要作用，反观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影响了范围、频率与特征。有三个全球性的历史事件标志了瘟疫流行史的重要转折点：进入新石器时代、发现美洲和工业革命。
第一个转折点是新石器时代。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都是以机动的小群体为单位，疾病难以在人群中传播。但是到了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发展，使得人的生产和居住越来越集中，人们在生活中愈发频繁地接触动物。这促使瘟疫在人群中、动物间以及人与动物间传播和变异。
第二个转折点是发现美洲。欧洲人殖民美洲时，把天花带给了与世隔绝的印第安人。当地人对来自欧亚大陆的瘟疫毫无抵抗力，而殖民者回到欧洲后，又把梅毒等疾病带到了欧洲。因此，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把瘟疫流行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
第三个转折点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在带来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变化，世界级的大范围瘟疫开始频繁爆发，包括1947年的埃及霍乱、1957年的亚洲流感、1968年的香港流感等。进入21世纪以后，瘟疫出现了更广泛的全球化流行的趋势，尤其是2003年爆发的SARS和2009年爆发的H1N1。
现今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未来发展还难以确定，但是它确实是“二战”后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方面，瘟疫会影响并改变历史；另一方面，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瘟疫越来越广泛地流行、频繁地发生。
为什么瘟疫发生频率越来越高？
工业革命后，瘟疫在全球爆发得越来越频繁。世界卫生组织记录，过去80年中20多次跨国界的重大疫情，60%发生在本世纪，而其中8次发生在最近十年，包括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年的埃博拉、2016年的H7N7、2017年的疟疾、2019年的非洲猪瘟和眼前的新冠疫情。
WHO的报告和一些学术研究揭示了与近十年疫情频发的一个重要关联——气候变暖。1906年到2005年这100年的时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升高了0.74摄氏度。根据美国戈达德太空研究所的数据，2019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比80年前的1939年上升了1摄氏度。数据显示，最近这一百年是过去一千年中最暖的，而最近的十年是过去一百年中最热的。今年2月7日，联合国发布消息，2月6日中午在南极北部的观测站测量南极的气温为18.3度，这是南极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
根据目前的研究，气候变暖与瘟疫爆发之间至少有以下四项关联，类似情况不仅损害了生物多样性，也增加了人类成为病毒宿主的可能性。第一，全球气候变暖扩大了动物迁徙的范围和频率。以去年澳洲山火为例，大量的动物被烧死，劫后余生的动物大范围迁徙。有媒体报道，存活下来的蝙蝠成群结队地飞到城镇里，扩大了动物传播病毒的可能性；第二，全球变暖给某些喜暖的病菌、病毒提供了更加适宜它们生长的环境；第三，某些病毒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可能对人类的致病性更高，如霍乱弧菌；第四，全球变暖也使南极、北极的冻土逐渐复苏，其中封存了两万年或更久的病毒、病菌会重见天日。
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剧增。温室气体本存在于自然界中，可以阻挡太阳光反射回太空，使地球的温度更适合生物的居住。但是，在经历了150多年工业化大潮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增长到一个300万年前所未有的水平。人类的城市化、土地过度开发利用、无节制使用化石能源、传统工业生产等破坏自然、砍伐树木的行为等，都使得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剧增。
环顾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危机不仅是瘟疫。从燃烧了221天的澳洲大火，到肆虐亚非的蝗虫、非洲猪瘟等，都与气候变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此外，除了气候变暖，水资源短缺、公共卫生不良、食物不足等，都是人类不能逃避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披露的数据显示，全球有22亿人没有安全用水，有超过17亿人生活在用水量超过回补量的河水流域，每年有30万5岁以下的儿童因为饮用了污染的水而得上了霍乱、痢疾、甲肝等疾病而去世。地球难以承受这巨大负担，她“生病了”。
导致地球生病的根源，是我们粗放的发展模式。它不仅带来了这些危机，还导致了贫困陷阱和教育缺失等问题，使其难以被解决。根据联合国披露的数据，在全球的104个发展中国家，有12亿人口日均收入不足1.25美元。而这些贫困人口，大部分在两个地区：南亚和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这些地方的赤贫人口占全球的70%。自然环境恶劣和灾害频发，导致贫困不能得到根本解决，而贫困导致他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加剧了周边环境的脆弱性，形成了恶性循环。
人类粗放的发展模式如同竭泽而渔，不仅使气候变暖、瘟疫频发，而且使更多人生活在苦难中。这一次全球性的疫情发生可以给人类很多启发。人类受到的挑战，每一个人将感同身受。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去悼念那些牺牲的白衣天使和无辜染病的逝者，我们也应该多一份理性的思考。我们要找到这个疾病频发的深层原因，我们要寻找治疗这个地球的药方。
早在16世纪，有投资人出于道德宗教的考虑拒绝从事涉及战争、人权侵犯、酗酒等投资活动，出现了道德投资。但是在这之后几百年，这些筛选原则仅限于教徒和宗教组织反对的有限的行业，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
上世纪60年代，随着人权运动、南非的种族隔离、越战等事件爆发，在金融界出现了“责任投资”“底线投资”“使命投资”的概念。投资人想通过排除掠夺式发展的公司的投资行为，来表达价值诉求。上世纪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传入中国，招商银行联合了一些国内的企业，包括TCL，还有一些跨国公司，包括思科、IBM，组成中国社会责任同盟，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
联合国在2004年提出了责任投资的升级——ESG投资，ESG理念涉及社会、环境、治理三方面。ESG投资比较关注在旧的发展模式中选择比较好的公司，但若公司发展过程中真出了问题，投资人一般是事后治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GSIA的统计，ESG投资在2018年突破了17万亿美元，应该是一个巨大的体量。但放眼全球，气候变暖还仍在继续，甚至在加快，而贫富差距也日趋严重。所以，我们关心的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为了解决责任投资、ESG投资等被动避免公司的不良表现的问题，在2007年，国际上提出了“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他们希望通过投资主动促进公司改变，带来正面的社会和环境效益，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影响力投资领域的重要机构GIIN，将影响力投资定义为“旨在产生积极且可度量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力，并同时带来财务回报的投资”。影响力投资问世以后，得到了市场和社会的认同，其市场规模快速增长。GIIN在2019年初的报告中估算影响力投资市场规模约5020亿美元。
其实，影响力投资是与“可持续发展”最为契合的投资理念。责任投资、ESG投资等理念，更关注在旧有发展模式中，选择表现较好的公司；而影响力投资强调，重视经济收益和社会及环境效益的一体性，在一系列发展理念、模式、战略和实践中，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而且持续如此。而可持续发展，则是强调在每一个发展决策中，超越以往只考虑经济增长的单维模式，综合考虑每项活动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这种新的视角，要求我们不是等到出了问题再来解决，比如，出现了污染再来整治，出现了贫富差距再来扶贫，等到疫情已经发生了再来捐款，而是在一开始便进行综合的考量，避免问题的出现。因此，影响力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理念，应该是我们改变传统的模式，治理地球病最好的药方。
来源：节选自《北大金融评论》总第4期（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