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支持，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对于国有大行、股份行等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主要在当地经营，发挥地区优势，不断加大对当地企业的信贷投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截至3月26日，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合计信贷支持超过20166亿元，其中全国城商行、民营银行提供疫情防控专项授信达4558.26亿元，占比22.6%。因此，在新冠疫情下，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

 

此次疫情来势迅猛，催生了各行业“非接触式服务”的需求，更多银行客户选择通过互联网、手机APP等线上方式办理金融业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场对整个银行业数字化经营能力的“压力测试”。城商行一方面可以借助此次压力，迎难而上，加快数字化转型。同时在放宽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背景下，扩大服务实体经济范围，扩张规模。但另一方面，城商行受规模限制，大多数城商行金融科技创新能力薄弱，数据基础和研发能力较为欠缺，获客和营销手段相对传统，既缺乏针对精准营销的系统支持，又缺少有效数据来定位客户需求。疫情影响下，宽松的金融环境可能更不利于城商行的转型。这一时期，对于城商行发展而言既是意外机遇，也会面临巨大挑战，城商行发展战略制定更需谨慎。

 

 

 

城商行核心理念的转变有一个过程。在金融资源是卖方市场的背景下，银行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同所有金融机构一样，在成立初期，在银企关系上，城商行往往按理想的风控模式，将自己保护起来，实质上形成了以银行为中心的顶层设计。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银行同业间竞争加剧，城商行开始转变服务理念，提出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即一切以客户为导向来进行金融产品的设计与服务。而在前几年强利润目标的导向下，一些城商行避实就虚，超常发展表外业务，进行伪创新，信贷资产占整个资产比例大幅度下降。“十四五”时期，城商行必须把以支持实体经济为中心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及立足点。疫情影响下的企业复工复产更要求城商行对一切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行为都要大力支持，否则就要抑制。

 

 

城商行应避免为“僵尸企业”增加新的财务支持，以各种方式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促进企业降低杠杆率。同时，城商行应在对总体和区域市场需求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将更多的财务资源分配给更有效率的企业客户，以取代效率低下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对于部分中小企业来说，疫情反而是进一步拓展其线上业务或是加速自身信息化转型升级的绝佳契机，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动漫、电商、医药等行业“异军突起”。还有部分中小企业承担着疫情防控的重任，为抗击疫情生产必需用品，如口罩、防护服等，由此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城商行可抓住时机，发展新的信贷业务，提升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率。

 

 

 

新冠疫情下，城商行更加认识到，为小型和微型企业服务是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方式，也是平衡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必然选择。鉴于小微企业融资的基本特征，即短期、小额度、迫切需求和频繁性，城商行需进一步优化机构设置，改革信贷机制和管理制度。从组织结构的角度来看，建立包括专业部门、特许组织和专职网络的多层次专业组织系统。从运作机制看，构建合适的发展战略、利率风险定价机制、独立核算机制、有效审批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人员培训和违约信息通知机制，提高为小型和微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特许经营效率。从资源保证的角度来看，设立特许机构的城商行应坚持为小型和微型企业制定单独的信贷计划、单独的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分配、单独的客户识别和信用评估以及单独的会计核算，释放城商行金融服务动力。

 

 

坚守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城商行“三服务”的市场定位。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应赋予“三服务”新内涵、新标准、新策略。首先，城商行应实行错位发展战略。城商行大多属于小型、微型银行，小型、微型银行主要是大型商业银行业务的补充，其业务很多是通过劳动密集型工作的投入而取得财务收益。从新冠疫情的影响程度来看，由于其具有强传染性，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最大，这既是扩大服务范围的机遇，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挑战。其次，坚持特色化服务。特色化程度是城商行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体现，城商行的特色金融既有行业性的，如绿色金融、扶贫金融、小微金融、科技金融等特色金融，也有区域性的，如旅游金融、农业金融、边境贸易金融等特色金融。最后，城商行应避免与大型银行进行直接的对抗性竞争，需充分利用同业资源壮大自己，做好地方特色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潘光伟在第三届中国数字银行论坛中指出，大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生产要素，是银行业的核心信息资产，也是金融科技赋能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石。新冠疫情的发生对城商行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城商行应建立强大的数据分析基础结构，从客户获取到客户服务，从信息收集到市场营销和销售，以进行科学决策。城商行比金融技术公司拥有更多的客户信息数据，但是城商行的数据分析能力很差，更需加强数字技术应用。其次，应建立数字化流程以精简成本，在银行业务的许多方面，如投资和财务顾问的AI业务，抵押贷款流程的自动化等，有许多数字化和精简流程的机会。

 

 

城商行化解与控制金融风险，要通过体制和机制的构建形成防范与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信贷资产是城商行最主要的资产形式，其质量既取决于城商行风险管理水平，更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特别是在经济逆周期、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信贷资产风险仍然是城商行的首要风险。一是要提升数字分析技术，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数据共享和模型共建，提高风险识别、评估能力。二是构造风险预警模型，采取差异化的风险管理措施，建立更全面、有效、智能的风险管理系统，提前预测金融风险的发生，集中管理控制可能的风险。三是注重营造信贷风险文化，切实加强党的决策机制和党内监督，不能用风险换取发展和政绩，严守风险防控底线。

 

 

城商行高质量发展既是目标，也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同时伴有高科技支持、高风险尾随。守住风险底线、实行全面风险管理是城商行的生命线，提升金融科技运用水平是城商行保持竞争力最有效、最快的手段，无科技不城商行。当然，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基于自身探索路径，也需要政府政策的保驾护航。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落实金融业对外开放重大举措，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投资入股城商行理财子公司，进一步增强银行业国际化程度和核心竞争力，推动形成城商行全面开放新格局。

 

 

根据当前地方金融发展和监管状况，从帮助发挥地方和中央优势开始，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可以采用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和地方金融办一同牵头的模式。可以比照中央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形式，重心放在各方责任明确上，细化工作流程，增强制度规范。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负责协调管理部门间的监管工作，金融办负责协调地方部门间的监管工作，基层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形成合力。

 

 

 

从制度创新入手，为城商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创造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加快符合条件的城商行上市进程。积极探索创新更多适合城商行的资本补充工具，除了支持以二级资本债、可转债、优先股、永续债等渠道补充资本金外，还应为城商行推出个性化的制度安排，加快构建资本补充长效机制。推动多元化投资主体参与，鼓励保险资金、社保资金、职业年金等长期资金投资城商行。

 

 

面对疫情，不仅要适时给予宽松政策，更要充分利用好激励约束机制这一“指挥棒”，避免因“一刀切”宽松政策带来的道德风险及其他风险。比如资管新规，如若不得不考虑延期执行，应适时引入奖惩措施。即如期执行的银行，在业务准入、机构准入、机构考核、MPA考核等方面予以奖励；对于整改不力的银行，可以考虑采取暂停一些业务准入、机构准入、调降评级等手段予以惩戒。又如不良贷款容忍度，如若因特殊情况给予豁免或宽限，都应明确一定的时限，可先规定三个月宽限期，此后可视情况决定是否延长；应强制要求享受不良贷款容忍度优惠政策的银行进行信息披露；对于在此期间达标的银行予以鼓励政策，避免形成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