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掉了个个儿
早期认为互联网会带来平等的人,给出的一个理由是:新媒体大大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让全世界的信息都变得唾手可得。只要手头有一台接入互联网的设备,再偏远地方、再底层的人,都可以获得同样优质的信息。这样一来,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信息差距就被抹平了。
这个理由的前半段说对了,后半段却与真正发生的情况相距甚远。
的确,如今获取信息的物质成本已经很低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大部分人都有了智能手机,便宜的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可以方便地接入互联网,信息的确是唾手可得了。
但是,手头有了电子设备,不代表就具备了意识和能力,去有效地使用这些设备。你当然可以在网上学习、求知,徜徉在人类智慧的宝库里,但现实是,更多人被娱乐类的内容吸引过去了,甚至上瘾。
而对新媒体的使用意识和技能,则因为家庭教育等原因,呈现出鲜明的阶级特征。中上层家庭的孩子更可能利用互联网提升自我,而底层家庭的孩子则更可能沉迷于游戏和抖音。
2018年的时候,《纽约时报》曾经刊发一组报道,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依靠互联网获取了巨额财富的硅谷富豪们,却在纷纷严格限制自己小孩对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使用时间,因为他们知道:手机里有太多刻意设计出的让人上瘾的应用了。
例如,Facebook前行政助理、如今在扎克伯格发起的慈善组织任职的Athena Chavarria说:“我深信我们的手机里有恶魔,并且这个恶魔正在对我们的孩子造成伤害。”她还认为,一个班里的赢家是最后一个有手机的孩子。
硅谷父母们甚至纷纷和保姆签订“不准用手机”的合同。这类合同往往会规定:保姆在孩子面前不能使用任何带有屏幕的电子设备,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等等,除非是孩子的父母打来电话。
和上述硅谷父母对电子产品的高度警惕形成反差的,是电子产品在中低收入家庭儿童中的流行程度。曾经,“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指的是,富人家庭的小孩可以使用最先进的电子产品,而穷人家的小孩还不会上网。如今,新的“数字鸿沟”则好像掉了个个儿,它指的是,富人家庭的小孩越来越少使用电子产品了,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亲近大自然、玩那些实体的玩具、拥有更多的线下人际互动,而穷人家的小孩则沉迷在手机APP之中。
美国一家非营利组织Common Sense Media曾发布研究数据: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每天平均会花8小时7分钟在各类屏幕上娱乐,而高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每天只会花4小时42分钟。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对比很容易理解:电子产品是便宜的,它可以用来替代其他更贵的东西,比如,它成了请不起保姆的穷人家庭打发孩子的低成本方式。
在这种鲜明的鸿沟之下,数字技术越普及,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可能越严重。
巨头垄断下更隐蔽的不平等
相信互联网是带来平等的利器的人,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互联网创造了无数的新机会,可以让普通人白手起家,可以让素人一夜成名,可以颠覆被精英把持的权力结构。
在早期,这种判断可能的确应验过。天才少年在车库或者宿舍里创业,凭借聪明才智一跃成为新贵,这样的神话在硅谷并不鲜见。
但是如今,互联网行业早已形成巨头垄断的态势,草根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这与互联网的特性有关。正如科技博主Ben Thompson所说,互联网服务的网络效应使得赢家通吃成为常态,让科技平台有了天然的垄断倾向。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你身边的大多数人都在用微信,你实际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了。而且对于微信来说,增加一名新用户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于是也就可以迅速扩张规模。
与此同时,巨头们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以美国的几家巨头为例。谷歌在搜索结果中,涉嫌将包括YouTube在内的自家产品排在更高的位置,以将流量更多导向自己。此外,谷歌的广告服务也存在信息不透明、两头通吃的问题。Facebook被曝光的内部文件显示,它们曾经将Instagram视作威胁,而应对的方式则是通过收购维持自己的市场地位。对于买不下来的对手(比如Snapchat),则直接抄袭它们的核心功能。亚马逊则先利用低价达到垄断地位,然后利用平台上第三方卖家的数据来开发自己的产品,横刀夺走利润。
可以说,曾经在其他行业中上演的情节,在互联网行业中再次上演。而且,披着高科技的外衣,互联网经济中的不平等更难被看见、被监管。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挑战
无论是数字鸿沟还是巨头垄断,我们从中得到的启发是类似的:互联网不是凭空存在的力量,它的发展受到社会现实的深刻影响。如果没有更大范围的教育平等的努力,如果社会不能让穷人家庭的孩子学会更好地利用数字媒体,而不是沉迷其中,那么单靠互联网无法抹平阶层之间的信息贫富差距。如果没有更好的反垄断监管,如果巨头可以用各种阻碍他人发展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互联网也不会成为无权无势的草根创业者的天堂。
技术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如火如荼地开展,我们又面临新的挑战:人工智能时代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
最直接的威胁,当然是来自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失业。一些政府正在积极探索“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能,避免人类劳工被机器人取代后引发剧烈的不平等和社会动荡。
此外,算法的强大能力,还可能会让人群分化成“控制算法的人”和“被算法控制的人”两类。《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就认为,这个世界可能变成1%的控制算法的“神人”加99%的被算法控制的“无用的群众”,人类社会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不平等。
在他预言的未来情景中,99%的大众,生活将由人工智能统一服务,售货员是机器人,客服也是机器人,餐食由机器人烹制,看病由机器人诊断,孩子上课也是机器人教学;而1%的精英,则能与真人互动,享受由米其林厨师、名医、教授服务的奢侈。
要避免这种悲观的预言成为现实,就要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仔细考量,对算法进行监督,并积极研究相关的公共政策。正如数字鸿沟和巨头垄断的教训告诉我们的:技术不会天然成为带来平等或者不平等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谁来利用技术,以及如何利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