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全球化进入了盘整期，有人说全球化进入了停滞期，有人说全球化已经终结。我们对全球化的未来还能够抱以希望吗？

 

新冠肺炎疫情固然是使得国际贸易与投资指标下滑的一个原因。然而，如果说全球化进入了一个盘整期，那么这一盘整期应该说是早已开始发生了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不少关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指标都没有出现新高。

 

 

尽管衡量全球化的各种指标在2008 年以后大多没有超过此前的高点，2008 年之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的多边谈判也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国际社会对推动新一轮全球化仍然抱以期望。2019 年1 月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被定为全球化4.0。全球化1.0 被认为是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个阶段。在那期间，国际贸易迅速增长，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贸易壁垒的大幅下降被认为是全球化2.0 的主要内容。全球化3.0 阶段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这个阶段，全球价值链得以形成。2008 年之后，全球化虽然面临阻力，但新一轮全球化，即全球化4.0 已经在孕育之中，而这新一轮全球化的形成是存在科技基础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工业互联网正在形成，万物互联日益成为现实，特别是跨境交付方式的服务贸易日益便捷，这被称为人类经济史上的第三次解绑。按照瑞士经济学家鲍德温的解释，经济史上的第一次解绑是货物贸易供给方和需求方的空间分离，伴随着国际货物贸易的迅速发展；第二次解绑是生产链上不同环节的空间分离，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而第三次解绑是服务贸易提供者和被提供者空间的分离，伴随着跨境交付的服务贸易，例如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

 

第三次解绑已经在发生，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它大大加速了。5G技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们之间的远程接触变得十分便捷，并且能够有身临其境的效果。大量的分散的数据信息开始得到利用，个性化定制得以成规模地实现，制造业日益服务化、数字化。这种科技基础的力量正在有力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使得各种贸易与投资壁垒的维持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全球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盘整、停滞甚至倒退，但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得这些盘整、停滞甚至倒退只可能是一种前进道路上的曲折，而不是一种长期趋势。

 

 

 

当数字经济崭露头角之际，各国监管者的第一反应其实并非是考虑如何使数字经济更加便利自由，而是如何防范风险。围绕着数据本地化、个人隐私保护、数字税、国家安全等问题，各国之间分歧巨大。尽管在2019 年的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上，各国领导人通过了关于基于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规则和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规则的联合声明，但各国对什么是“信任”的理解大相径庭。发展中国家更加强调维护数字主权、弥补数字鸿沟；欧盟更加强调个人隐私保护；而美国更加强调国家安全。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的电子商务谈判得到了70 多个成员贸易部长的支持，但至今谈判的成果乏善可陈。

 

围绕数字经济规则谈判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互联网是规模经济效应极其明显的领域，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2018 年互联网领域市值前10 位的企业，美国有8 家，中国有2 家；前20 位的企业，美国有13 家，中国有7 家；前30 位的企业中，中美一共占有27 席，剩下3 席分别由巴西、韩国和日本分享，欧盟竟然没有占得一席之地。中美两国，各自依靠自己庞大的国内市场，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而在中国之外的国际市场，美国相对中国又具有绝对的优势。数字经济国际规则一旦形成，会对各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地位起着关键的影响，各国立场分歧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期望相关规则体系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建成。

 

面对当前多边规则体系陷入的困境，很多人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美国全面回归孤立主义，威胁退出世贸组织，完全放弃多边主义。第二种是美国联合其盟友通过“去中国化”将中国完全孤立，将其剔除出全球价值链。我认为这两种可能都不会出现。

 

6 月24 日下午，美国众议院通过1017号决议。该决议第七条规定：《乌拉圭回合协议法》125(c) 条款在第116 届国会剩余任期期间不得实施。美国第116 届国会剩余任期到2021 年1 月3 日结束。这意味着，美国国会不会再在今年以至五年内讨论并启动退出WTO 的程序。美国是全球化的引领者，在这一轮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孤立主义如果走得太远，美国国内会有巨大的力量与之抗衡。

 

美国确实有一些力量希望通过去中国化孤立中国，例如近期的“清洁网络”计划希望尽量把中国企业从通信信息基础设施中排挤出去，“经济繁荣网络”计划希望在中国以外建立新的供应链网络。然而，面对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这些计划能有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最激烈的这两年，特斯拉、埃克森美孚等美国企业都分别在中国加速建设了百亿美元级的项目。在今年4 月1 日中国取消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权限制的当天，贝莱德和路博迈等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即向中国提交了公募基金运营牌照的申请。只要中国真正保持不断扩大开放的良好势头，不仅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就算美国企业也未必愿意放弃与中国的合作。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认为当前多边规则体系建设停滞的困难时期能够在短期内结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需要更加依靠单边自主开放和区域经济合作来加强与其他经济体的联系。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对未来的全球化仍然抱有信心的原因是，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中国不断推动开放的决心是有广泛的国内支持基础的；而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经贸谈判诉求，无论其动机如何，主要还是集中在公平竞争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国进一步改革的空间是存在的，进一步改革的意愿是明确的。这些改革与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无根本冲突。无论是未来的中美第二阶段经贸协议谈判，有可能进行的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计划”（CPTPP）谈判，还是世贸组织改革谈判，都可能是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谈判。这种谈判的推进将使得全球规则协调进入更高的层次。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磨合，我们相信新的全球化规则体系终将出现，全球化终将进入4.0 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