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美国向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中国随即出台反制措施。贸易摩擦与特朗普和其身边人的世界观有很大关系，他们多数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怀念那个时代美国独步天下的优越感，也怀念当时美国以白人为主导的人口结构。他们希望把今天的美国恢复到那个时候的状态。

 

在他们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走美国之前走过的老路——重推贸易保护、提高关税。1918年一战结束时，美国平均关税不到20%，之后国会陆续通过一系列法案提高关税，到1929年关税升到28%左右，1929年10月股市崩盘之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诞生，美国再次大幅提高关税。从随后的执行情况看，美国平均税率达到57.3%。这一法案引发了全世界的愤怒，时任美国总统胡佛收到过千名美国经济学家的反对联署。许多国家亦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全球贸易量因此下降了2/3左右，美国的对外贸易也下降60%。

 

尽管美国当年遭遇了很大伤害，但在特朗普和其身边人看来，这种伤害是相对的，高关税让美国的产业得到了更多保护，为二战后美国的独霸地位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今天要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还是得用这套老办法。目前中国还没发展到可以全面挑战美国的地步，他们觉得应该先下手为强。美国当然也受损，但是美国比中国更能经受贸易摩擦的冲击，到时美国会变得更强大。

 

 

1929年10月，美国股灾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催化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抬头，再上升为19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接着演变成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最后升级为军事危机，也就是二战。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军事危机，这是当时危机演变的“五步曲”。

 

回过头来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积累多年的全球结构性问题的总爆发，之后，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不断渗透蔓延，演变成2009年“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意大利选出信奉“意大利优先”的总理等新情况，这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状况差不多。两相对照之下，我们目前相当于已经走到了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三阶段。

 

 

现在有利的方面是，有了二战的前车之鉴，各个国家均极力避免这种结局。另外，有了互联网，各个国家的资讯和意见都能在全球范围迅速得到传播，这样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少误判的可能。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信息革命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革命，给予民粹主义政治和机会主义政客更大的空间和舞台去利用民意，做出偏激的举措，例如特朗普利用推特公布政策，而不是通过传统渠道发布。

 

互联网也使得当下的民粹主义比20世纪30年代的民粹主义危险性更大，真正理性、理智的政策更难传达。专家、学者、智囊说服国家领导人的机会和时间反而变少。这是因为事情在不断快速变化之中，以前政策专家、学者、智囊有很多时间去说服一个需要不断应对新局面的政客，现在时间和客观情况已经不允许。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民粹主义、对外示强在一些国家是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的，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是，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全球化过程中的失意者越来越多，他们需要代言人和出气筒。

 

贫富差距扩大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分化和对立，这是很糟糕的。而更糟糕的是，贫富差距扩大可能是科技进步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正常情况下不能易转。

 

2017年12月，18位考古学家在《自然》杂志上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想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人类从一万一千多年前狩猎采集的原始社会过渡到半农耕社会，到全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到底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这18位学者通过对遍布全球的63个考古遗址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一万多年前开始到晚期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每次技术创新都使得人类财富差距拉大，这是一万多年以来的大趋势。

 

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每次技术创新都加大了人类社会不同人之间的差距，每个人天赋和人力资本不同，而每种新技术是有的人能掌握并利用的，但其他人不会，这就让有的人收入大增。原始社会只需要体力，只要你个子高大，那你去打猎、采集果子就有优势，你的收入财富就更多；如果你个子不高、没那么强壮的话，就只能做人下人。但随着技术的革新，收入的水平跟原始体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而其他的能力则越来越重要。到今天，马云之所以能成为富豪，不是因为个大体壮，而是因为比别人更有情商及智商，更能把握互联网带来的机会。相比之下，对那些连电脑和手机都不会用的人来说，根本不可能抓住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任何机遇。

 

故此，每一次技术创新，都会有人被进一步甩在后面，都会将不同人的收入距离拉大，从而在社会内部积累不满和怨恨，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或大规模革命等极端的方式加以释放。

 

 

 

1780年左右工业革命发生了，到一战之前的140多年里，工业革命和那一轮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上升，到一战时达到顶峰。其后续影响，通过危机的四个阶段表现出来，最终以战争的方式将一百多年积累的压力释放出来。从一战开始，一直到1970年左右，发达社会的财富差距总体在下降。从198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和新一轮全球化到现在，发达社会的贫富差距又进入了持续上升的周期。

 

以美国为例，从新技术、新一轮全球化中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华尔街、跨国公司、财团的高管和股东，因为只有这些精英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如鱼得水，他们能利用电脑技术与互联网最大化自己的财富。反之，在俄亥俄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得克萨斯州等各地，大部分人甚至没有护照，一辈子从来没有去过世界其他地方，连加拿大、墨西哥都没去过，甚至也对电脑或互联网不感兴趣，他们怎能利用全球化、利用新技术发财致富？恐怕很难。

 

话虽如此，我们既不能因此怪罪于全球化或新技术，亦不能怪精英们抢占机会，现实情况是这些州的普通老百姓自己不愿意、也没有意识去学习别的语言，不了解国际事务、商务、法律、文化，不学习新技术。而精英们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对自己的人力资本做了很多投入，得到了各方面的通识教育，包括金融通识和历史通识，他们的天赋、好奇心以及父母的引导，让他们能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会。这个时候更应该怪责的，是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以及意大利支持极端民粹政党候选人的投票者，这些人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但很遗憾，没有多少个领导人和精英敢于直接把这些话讲出来。

 

而能抓住全球化机会的精英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失意者，他们之间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大，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同样需要释放。这就是人性的本质。

 

 

这些年我花费不少时间推动量化历史研究，当中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自从有人类以来，真正能够降低财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手段是什么？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不管哪个国家、在哪个时期，主要是两大类事件能真正缩小财富和收入差距：第一类是大规模暴力事件特别是大规模战争，因为在战争中富人失去的财富更多，比如唐朝末期的黄巢起义、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二类是大规模的瘟疫，例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人口大幅度减少后，会造成劳动力稀缺，雇人就需要付出很高的工资，就产生了财富转移、收入差距缩小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