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竞争：双循环战略带来的新发展前景-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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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竞争：双循环战略带来的新发展前景

当前，中国正处于构建改革开放新格局的关键时期：

2021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在“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百年来临之际，我国基本实现了全面小康的目标；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数字化转型大潮汹涌澎湃，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电子商务等已加速普及；

2021年是中国加入WTO 20周年，20年里，中国的GDP翻了12倍，目前已成为全球130多个国家的贸易合作伙伴和全球最大的投资国；

2020年中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CAI）谈判，中国在加速融入世界经贸体系。

新时期，新格局。2020年，国家提出了打造双循环的战略构想，并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国际环境已然发生变化的当下，双循环是中国适应外部变化、进一步激发潜力的必然选择。从“世界工厂”到“中国消费”，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从竞争到超越竞争……

例如，作为在“一带一路”探索中发展起来的重要新产业，中国的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已形成完整产业链，制造规模和部分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中国光伏行业在共建、共享、共赢的主题下实现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角色转变，而这离不开两个关键词：创新与合作。

在国内循环中，中国更加注重东西部、南北部之间的经济合作、产业对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打破区域之间的市场壁垒，从而形成更加有活力的产业生态，使中国统一大市场更加完善。

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加强国际战略合作，利用好国际市场，深化新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与价值链方面的发展，使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

从竞争到超越竞争，将是双循环战略不同于其他战略的底色。双循环中蕴含的语境纷繁复杂，需要我们去细细品读。为此，新一期《北大金融评论》聚焦“双循环战略：激发与赋能”。在本期刊物中，林毅夫、樊纲、李扬、黄海洲等经济金融领域一线专家、学者共同探索、研究、解读这一话题。翻开刊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精彩论述中找到一些灵感和方向。

新刊导读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撰文指出，当前关于双循环，存在两种有一定偏差的说法。一是双循环只强调国内循环，不注重国际循环；二是双循环中所强调的国内循环，无非是过去提到的扩大内需。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反复强调，我们不但没有忽略国际循环，还要继续努力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市场，双循环中国际循环的意义，不在于卖出多少东西，而在于学到多少知识和技术。而这一次我们提出国内循环并非着重于需求侧的问题，而是强调供给侧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编辑部专访时表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于国内的科技创新，但技术创新应坚持市场导向。他直言，不能把所有的“卡脖子”问题当作我们需要突破的技术瓶颈的标准，逐一攻破将是对我们财力和物力的巨大挑战。从各方面考虑，我们应该突破的“卡脖子”领域主要是美国已经或可能制裁的领域。

双循环战略的作用，便是让中国在未来经受无法预见的冲击时，也仍能保持生产力的开放、稳定和安全，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和顺畅，这一要求从供给端出发就是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把控，从需求端出发就是通过激发内需发支撑经济循环。

洪泰基金创始人盛希泰认为，科技和消费将成为中国的两张底牌。一方面，中国在5G、信息技术领域已经取得了先机，而且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间接带动了私募股权投资对科技企业的支持；另一方面，潮玩经济、颜值经济、养生经济、惊喜经济代表了年轻人的兴趣，在重塑消费观的同时也为市场提供了更多机遇，为内循环中的生产要素适配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不仅产业运行的逻辑发生了变化，金融的逻辑变化同样不可忽视。近年来，全球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现象引发普遍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全球的长期超低利率和负利率格局恶化了中国的国际金融环境。目前中国还是唯一的保持正常货币环境的国家，利率仍保持正的水平，就使得中外息差成为套利对象。面对全球超低利率（负利率）趋势，中国在向双循环新格局转型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应该更为关注中国经济的内部均衡，不应简单与发达国家竞争或追随其政策，更不宜为维持外部均衡而牺牲内部均衡。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预计，美元可能进入新一轮结构性中期贬值，这将为我国带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推进“双资本改革开放”——资本项下的开放和资本市场改革，带来新的战略机遇期。待国内资本市场真正做大做强、有足够的深度（更多金融产品）和广度（更丰富上市公司）以容纳更多海外资金的进出后，资金短期的进出就不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和影响。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及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认为，两套金融生态体系有限度并行能够促进中国外循环发展。一旦港币在大湾区的有限度使用与流通成为可能，会大大提升港币作为中国海外离岸资产与财富管理平台的规模与流动性，以美元计价的海外资产（包括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就可以转为港币资产，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贸易和投资也可以采用港币结算，在大湾区的港资外资银行也可以利用其港币-人民币双货币并行的优势做好相关的人民币-港币跨境金融服务，而不必用到美元及SWIFT系统（这是关键，需要进一步研究）。

要想带动资本市场的外循环，畅通内循环必不可少。而畅通内循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市场制度效率和规模优势。

广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撰文表示，构建双循环经济，将再造我国的增长模式，实现以消费增量为核心的自驱型增长，提升我国实体经济增长的自主性。自驱型增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带动我国消费和消费品牌的崛起，未来十年，中国的消费品牌就是国际消费品牌。第二，带动我国成为净进口国，提升我国经济的话语权。第三，内循环增量，是我国制造业升级和进口替代的不竭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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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走开，现在是彩蛋时间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刊物上撰文，谈及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他指出，中国在内生的条件未改变前去采用发达国家的结构，或按总结于发达国家现象的理论来运行会有“削足适履”的问题。尤其是中国作为转型中国家有许多“扭曲”也是内生的，套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则会有“南橘北枳”的问题。

日本千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副教授蔡孟翰通过讲述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的故事，阐述了一个全新的观点：重新认识涩泽荣一，是认识日本的当务之急，同时更有利于思考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亦可以启发如何建设更有人性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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