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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翰：涩泽荣一——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涩泽荣一（1840-1931）是日本战前的大人物，时至今日亦有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美誉，拥有一个最为传奇不过的戏剧人生，从富农之子到破格成为幕府最后将军德川庆喜身边的得力助手，再到明治时期转身成为大企业家，前后参与创立约500家公司，今天很多仍然存在，还参与公益教育事业多达数百个，因而在明治33年（1900）就受封男爵，后在大正9年又晋升子爵，生前亦受赠官位从二位，死后又追赠正二位，他的女婿穗积陈重（1855-1926）为日本法学大家，制定日本民法典，曾任帝国学士院院长，后又高升枢密院议长。
涩泽荣一在昭和6年（1931）去世时，天皇派敕使，皇后、皇太后也遣使吊问，出殡当天，葬仪场外停了一千五百台车子，四万民众，不分男女老幼，沿道从东京青山送别到谷中宽永寺，距离提拔重用他的最后将军德川庆喜在谷中灵园的墓所不远，而在18年前涩泽荣一就是德川庆喜的治丧委员长。
然而，在战后，在日本及外国，涩泽荣一的声名不显，远远不及现在日币一万元上面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在战前尽管是明治初年引领风骚的学者，后来又创办了日本私立大学排名第一的庆应大学，但一直是体制外的人，并非如同涩泽荣一是体制内精英中的精英，福泽谕吉去世后出殡当日虽有一万多人来送别，但远远不及涩泽荣一的四万人。
此外，战前日本政府涩泽荣一死后追赠官位正二位的评价是什么意义？这里需要有所比较，才能看出这个正二位到底代表什么。首先，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首相伊藤博文为明治维新以来的元老，他的官位一如涩泽荣一的正二位，日俄战争攻打旅顺时死了两个儿子的乃木希典大将，也是死后追赠正二位，而西乡隆盛这位明治维新的大功臣在明治二年受赠封时也不过是正三位，策划偷袭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也是正三位，两位有军功的高官，他们的官位居然比涩泽荣一官位还低两级。
再者，从正一位到从四位里，只有涩泽荣一一个人是企业家，其他都是公家、武家、官员、军人以及学者，日本财阀排名第一的三菱创办人，与日本政府关系极好的岩崎弥太郎也不过是从五位。被认为有功于明治维新的幕末儒学学者如藤田东湖、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三人也不过是追赠正四位，这三位还都是直接间接影响明治维新功臣的人，像从一位的山县有朋以及上面提到正二位的伊藤博文都是吉田松阴的学生。这些比较，都在显示战前日本政府对涩泽荣一的评价有多高，根本是非比寻常，独树一帜。
在战前的国际上，涩泽荣一除了与孙文、蒋介石都有往来，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以外，在1926-1927年更是连续两年受到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理由就是涩泽荣一通过广播电台大力呼吁和平，因而引起世人注意。
尽管如此，去年在我班上的日本学生也还有人不知道涩泽荣一是谁，这与战前涩泽荣一在日本国内以及国外的知名度形成尖锐对比。不过，今年应该会改观不少了，因为NHK今年的大河剧《直冲青天》，讲的就是关于涩泽荣一的故事。而且，有意思的是，从2024年开始，涩泽荣一将取代福泽谕吉成为日币一万元的肖像。今年2月28日出版的《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手册——从幕末到昭和》（ミネルヴァ書房），涩泽荣一也入选，这是闻见所及，在同类书籍里，首次将涩泽荣一看成是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上重要的人物。
这些迟来的认可，逐渐恢复涩泽荣一在战后日本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认知度。不认识涩泽荣一，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的理解是一个很大的缺口，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会陷入不解的状态。重新认识涩泽荣一，而不是只认识福泽谕吉，真是认识日本的当务之急，同时更有利于思考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亦可以启发如何建设更有人性的资本主义。
至此，我想涩泽荣一在战前日本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已经毫无异议，他为何是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为何不是日本财阀之雄的岩崎弥太郎？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涩泽参与战前日本资本主义的制度建设，第二，他的思想与企业理念深深影响了日本经济与企业管理，今天虽不如往昔，但遗风犹存，第三，他为日本现代的经济发展注入基于儒学，特别是《论语》的道德伦理。
涩泽荣一作为德川幕府派到巴黎万博使节团的一员在法国游学，因明治维新、政权改易而中断回国，回到日本不久后，他便大力提倡所谓的合本主义，简单说就是集众人资金，创办实业，在具体制度的实现上，就是采取以及推广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的制度。日本第一家株式会社，就是涩泽荣一创办的第一国立银行（1873，后来的第一劝业银行，今天的瑞穗银行）。在创办第一国立银行以前，涩泽可说是受到新政府元勋井上馨三顾草庐之礼，而出仕新政府到大藏省工作，对建立日本现代金融体系做出了不少贡献，比如建立金本位金融体系、国债制度以及银行条例编纂，更在明治5年（1872）就推出国立银行条例。
之后，涩泽对于日本银行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在明治29年（1896）日本东京银行集会所（东京银行协会）成立以来，直到大正5年（1916）二十年间，一直担任委员长/会长，推动银行界购买国债、建立支票交换所等等。与银行业相关的，涩泽也尽力于成立股票交易所（现在的东京证劵取引所）以及保险业的建设，对他而言，这些都是推动合本主义不可缺的制度安排。以上这些只是涩泽对日本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过程中比较著名的例子。
还有，日本战前虽然财阀林立，战后日本经济也是由旧财阀重组而成的企业集团执牛耳，这些现象似乎与涩泽荣一的理念有所差距。然而，战前财富集中在财阀创办人的家族手里，但在明治后期以来，经由大正时期，这些财阀的经营都迅速形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财阀企业的经营几乎都在专业经理人手里，更不消说战后的企业集团完全是由专业经理人管理，创业家族持有股份在战后都被GHQ（驻日盟军总司令）清算，而使得企业集团大股东都不是个人，而这个改革，涩泽荣一早在明治时期开始就以身作则了。
涩泽荣一之所以能参与创办500家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连续企业家（serial entrepreneur），就是他多数只是把自己当成企业的经营人与顾问，而不是股份与经营一手抓的老板，他的志业在成立公司，为国家、社会、经济作出贡献，而不是在累积个人财富；当然他在创办500家公司的过程中仍然累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但他的持股比例通常不高，很多都是个位数的持股比例而已，而且是逐年持续下降，在他脱离公司经营后，股票完全脱手的例子也不少。
除了在经营与所有分离以及专业经理人以外，涩泽对日本企业中如何解决劳资问题也有巨大影响，不同于当时很多企业家，涩泽认同工会的存在，也亲身介入协调劳资纠纷，他建立了协调会这个财团法人专门研究劳资问题。他提倡将企业当作是一个家，要以家庭的温情来面对劳资的冲突，要建立企业的一体感。这些在战后乃至于今天的日本企业里，都还是可以看到涩泽荣一留下的痕迹。更突出的是涩泽荣一从创业一开始，就非常热心公益事业，到了后来还对高等教育出钱出力，就是在还没有企业的社会责任（CSR）这样的名词以前，涩泽荣一已经大力推广，这对战前战后日本的企业家特别有号召力。
涩泽荣一是怎么看待他自己一生的事业？他夫子自道，就是立足于《论语》，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论语》的见证。他不只是认为《论语》以及儒学是他个人事业的动力与指导思想，他更加主张日本的资本主义以及商人的伦理必须建立在《论语》以及儒学之上，他类似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描述的商人，他对经商与事业是有强烈的使命感，他对孔子以及《论语》也有强烈的宗教情怀，这两者是同时并存而不悖。
他在明治中后期开始对东京汤岛圣堂以及孔子祭典的复兴，可谓不遗余力，在大正11年（1922）更是斥资举办盛大的孔子二千四百年追远纪念祭，在他经营的帝国酒店举办了晚宴，日本朝野显贵如当时首相加藤友三等人以及台湾、朝鲜儒林都有人来参加。翌年，因关东大地震，汤岛圣堂主殿烧毁，涩泽立刻出钱出力，号召社会捐款重建圣堂，可惜的是在他死后四年，昭和11年（1935）汤岛圣堂才完成重建，也就是今天东京的汤岛圣堂。
涩泽荣一毕生提倡道德与经济合一或义利合一，念兹在兹，在他去世前二年，在九十岁高龄时，他留下一首汉诗：义利何时能两全，每逢佳节思悠然，回头愧我少成事，流水开花九十年。
本文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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