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授予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其在将气候变化和技术革新的因素融入长期宏观经济学分析中所作出的贡献。

虽然诺德豪斯和萨缪尔森共同著作的《经济学》教科书是史上最流行的、最广泛使用的一本教科书。但不同于萨缪尔森牢牢占据诸如经济增长、国家间产业竞争等主流话题，诺德豪斯的研究转向令人始料不及。

他很早就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对于经济的重大影响。在里根主义保守派开始登场的20 世纪80 年代，就以论文“How Fast Should We Graze the Global Commons ？”横空出世，这篇论文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文章论述了二氧化碳的特性、减排的国际合作、政策手段、不确定性等相关问题。之后，诺德豪斯尝试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整合在一个模型框架里，他创造性地把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法引入到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中，并开创性地构建出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随后，诺德豪斯又在IAM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DICE（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和RICE（Regional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模型，用于计算减排措施的成本和收益，以及最优减排额的确定。他的研究表明，政策制定者没有准确地预计全球变暖所带来的真正影响，并指出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引起问题的最有效措施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所有国家征收碳税。

诺德豪斯出生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罗伯·诺德豪斯是一个商人，开了一家山顶缆车公司。诺德豪斯在耶鲁大学学习的时候，加入了“骷髅会”；从麻省理工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回到了耶鲁大学任教。他起初和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合作，研究经济增长与福利的关系，这也为后来诺德豪斯的研究转向作出铺垫。

诺德豪斯一开始思考的是：国民收入是否代表着福利？现在和过去收入的对比，是否就是福利的对比？研究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传统的理解无疑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要获得对上个世纪实际收入增长的准确估计，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构建价格指数，以解释消费的商品和服务质量、范围的巨大变化，例如，比较马与汽车、驿站快递与传真机、孤独地度过夜晚与晚上看电视对人的不同影响。”

再比如，美元和朝鲜圆都可以购买鸡蛋，但是只有美元可以买到最新的抗癌药物，那么，美元和朝鲜圆之间，不仅仅只有汇率比价的关系，还存在购买商品范围的差异，意味着美元比朝鲜圆有价值得多。所以诺德豪斯得出结论，“不应将商品及其价格直接放入指数中，而应将所有商品按照其特征归约。”这是因为人类所处的整体环境变化了，有了技术创新带来的复印机、电视机、更好的药物，才使得人类的货币有了更大的价值，让人们的福利有了更广阔的背景性因素。

沿着这一思路，诺德豪斯迅速意识到，涉及人类福利，不仅仅是所谓的快乐效用，还要包含人所处的环境关系。环境，是人类整体福利的基础。于是，他一门心思地投入到环境和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中。

首先，他认为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是确定的，这些变化将对农业、林业、户外休闲和沿海经济产生巨大的灾难性影响。

其次，他认为要对气候变化采用一种渐进性、互动性的经济手段。2020 年1 月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巴黎协定》中的2℃目标是“不可能的”也是“粗暴的”，因为“即使我们尽可能快地转向零排放，二氧化碳总量也会继续增长，我们不能简单地关闭经济活动，那样会导致大量人口失业甚至死亡”。

第三，碳税是首选策略，每吨碳税应该比世面上所有的估算要低一些，最重要的原则是碳税必须有效，但又不能极大地伤害到经济，造成人类直接经济福利的大衰退。

最后，他呼吁全球应该有一种“命运共同体”认识。诺德豪斯认为，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人类可以在气候问题上有效达成一致，而不是陷入囚徒困境。“命运共同体”意识会形成一种“绿色精神”，这也是他今年带来的一本新书的书名（The Spirit of Green ）。

诺德豪斯在接受《北大金融评论》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都是引领全球气候行动的重要国家，在全球性问题（如气候、流行病和核武器）上，两国要像手足同胞一样共同协作、共同努力。

大师智慧，值得倾听。

《北大金融评论》：您刚出版了The Spirit of Green:The Economics of Collisions and Contagions in a Crowded World 一书。我们对“绿色精神”的理解是：运用市场的激励和征服的手段，将私人的力量和公众的利益相结合，从而解决社会问题。比如这一次全球新冠疫情下的疫苗研发就是如此。疫苗大都是私人公司研发的，但它却很好地服务了公众的利益。您认为“绿色精神”能否克服所谓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吗？

威廉·诺德豪斯：本书观察到的现象是，现代社会很大程度上同时依赖市场（Market）和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我们过去经常忽略集体行动在社会运转中的角色，现在气候问题让这个角色回归。

《北大金融评论》：您怎么评价中国2030 年的碳达峰和2060 年的碳中和目标？

威廉·诺德豪斯：我对中国的政策没有深入了解。在引领全球气候政策方面，中国是与美国并列的最重要的国家。中国需要制定强有力的综合政策，并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共同组建“气候俱乐部”。

《北大金融评论》：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可能采用市场的、渐进的节奏去解决像碳排放这样危及地球环境的重大问题。因为市场的方式过于缓慢和渐进，有时候会产生一种“自大的理性的忽略”，尤其是这次新冠疫情也增加了证据。您认可这种观点吗？

威廉·诺德豪斯：市场可以以闪电般的速度发展，但它们只会朝着受利润推动的方向前进。通过使用适当的财政信号，我们可以纠正有关绿色创新、绿色技术的错误市场信号。类似新冠疫苗的研发，市场可以迅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北大金融评论》：我们知道您对每吨碳排放的计算价格是40 美元（碳税大约根据2%-4% 征收），这个价格是可以全球通用的吗？

威廉·诺德豪斯：这是根据已确定的损失计算得出的。如果各国决定将控温目标定为2℃，那么价格将高得多，每吨二氧化碳排放的价格将超过100 美元。

《北大金融评论》：我们知道美中分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阵营里最大的碳排放国家。美中之间的合作，尤其是气候变化和碳排放方面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技术交流和技术扩散。令人遗憾的是，美中正在发生非常残酷的技术封锁和贸易战，使得在环保方面的相互学习和扩散，技术创新以及技术交流大大放缓。您觉得未来会怎么样？

威廉·诺德豪斯：两国都需要认识到，在全球性问题（如气候、流行病和核武器）上，全球治理是无可替代的，这意味着中美两国要像手足同胞一样共同协作、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