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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618狂欢、牛共和国与低碳消费
个人低碳消费是指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过程中自觉降低资源能源耗费（含直接和间接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行为。虽然低碳消费的最终落脚点是个人，但其背后却与经济规律、社会规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在消费过程中形成低碳消费意识？如何进行低碳消费决策？如何建立引导低碳消费的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我们不妨跟随消费行为背后的认知变迁，且以如何“吃出低碳”为例，来更好地理解全球气候行动下个人低碳消费的可能性与前景。
从“凡勃仑效应”到现实“避难所”
今年年初，全球最大的钻石商戴比尔斯公司大幅提高钻石价格，涨幅为十年之最，其所创造的“A Diamond is Forever”（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语早已深入人心，中国也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钻石市场。尽管钻石和煤炭都是由碳元素组成，但对于生活在媒体时代的人们而言，一个却代表着矢志不渝的爱情，一个则是鸡毛蒜皮的生活。
那么，钻石价格高企，真的是因为真爱无价吗？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的“钻石与水悖论”，即对于生命而言，钻石并不重要，而水是生命的必需，但钻石的价格却远比水高。一种解释是，人会追求效用最大化，相比于水，增加一单位的钻石消费带给我们的炫耀效用是非常大的，因而我们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这一切正如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所指出，平庸消费品被寄托了“罗曼蒂克、奇珍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象”。
事实上，人类关于消费行为的反思从未停歇。工业革命以前的人类社会，“短缺”将消费行为牢牢拴在了人的生活需要满足上，此时的“消费”就是“消费”，消费更多地只是被视作生产的最终章。
随着蒸汽机的第一缕煤烟冒气，新技术席卷传统农业、制造业，人类社会开启了全新的篇章。此时，社会财富疯狂积累，但普罗大众并没有因此而处于更好的境地。马克思批判认为，“商品拜物教”正在让人们错误地把社会的外观误认为是社会的现实和本质,错误地把市场、商品、消费、量化的生活标准等同于自己真正的物质利益，从而人的需要被异化，人本身也被异化。
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从欧洲扩展到美国，美国迎来了自己的“镀金时代”（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初叶）。成长于威斯康星州一个农业社区的凡勃仑，1899年出版了“引起东海岸震惊”的书——《有闲阶级论》。凡勃仑指出：“人们所以要财产，其真正动机是攀比。有闲阶级证明其自身的方式有两种：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在整个炫耀性消费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商品、服务还是生活，都蕴涵着一个明显道理：为了获取声誉就必须进行奢侈消费。”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LV、Gucci们那么贵，人们却还是不惜千金，即所谓的“凡勃仑效应”。
20世纪中期以后，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但工作中的人也变成了“螺丝钉”“砌墙砖”，失去了主动思考的能力和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中，“经济冲动力”已完全取代“宗教冲动力”，“宗教冲动力”要求禁欲苦行、精打细算，而“经济冲动力”则要求及时行乐、贪婪攫取。同一时期的鲍德里亚则从符号学的角度认为，现在是一个由消费文化占据文化“主因”的丰盛社会，“符号价值”取代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即符号，符号即商品”，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进行大量消费。除了生产的发力外，对于“螺丝钉”们而言，消费的刺激是确定而直接的，“买买买”就成了逃避现实的“避难所”。2020年疫情期间的第一个消费狂欢“6·18”就是一次最好的实验，“6·18”的相关搜索热度为近5年新高，各电商平台也都远远突破了自己以往的成绩。
随着符号消费、炫耀性消费的高歌猛进，生存意义的消费早已退出舞台中心。在中国，食品消费占总消费比重的恩格尔系数已从2000年的49.8%下降到2020年的30.2%。二战时美国销售分析家勒博的话到今天仍值得警醒，“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这种持续膨胀的生产、消费、废弃行为，终将导致气候变化演变为连“发展”也无法解决的“发展中的问题”。
从“我们正餐该吃什么？”到如何削弱“牛共和国”
今天，我们或许正在走向鲍德里亚所称的丰盛的社会，但人作为消费的主体，必须时刻意识到消费主义自始至终都不应该为美好有意义的生活领航。可喜的是，从“限塑令”到“禁塑令”再到垃圾分类运动，我们对低碳消费行为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在不断提高，“你是什么垃圾”的调侃背后，实则是人们低碳生活、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正在快速觉醒。“民以食为天”，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吃出低碳”来观察个人低碳行为的可行方案。
美国饮食作家迈克尔·波伦在《杂食者的两难》一书中指出，“人类吃什么、怎么吃，强烈决定了人类利用这个世界的方式，以及改变世界的幅度”，进而抛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正餐该吃什么？”比尔·盖茨在《如何避免气候灾难》一书中给予了回答，“我们可以在享受肉类美味的同时，减少吃动物肉的频率”。
此前，盖茨在其博客“盖茨笔记”(Gates Notes)上发表了一篇脑洞大开的文章，假设全世界所有的牛联合起来，组成“牛共和国”（牛肉和乳制品行业结合体）。通过对全球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比较，中国以每年102亿吨的排放量领先，其次是美国，年排放量为53亿吨，“牛共和国”则超过印度以每年50亿吨位居第三，成为世界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事实上，早在201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通过畜牧业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排放与减排机遇全球评估》报告中指出，畜牧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14.5%，主要排放源是饲料生产和加工（45％）、动物消化反刍（39％），其中养牛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占畜牧业总排放的65%。2016年，国际环保组织野生救援（Wild Aid）发布的《为明天而食：中国如何通过“拣食”减缓气候变化》报告指出，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业已超过全球所有交通工具排放总和。
因此，畜牧业是高碳排放行业逐渐成为共识，在食品消费端，越来越多的研究都倡议减少食肉量、食用碳排放较低的肉类（如猪肉、鸡肉）、增加素食餐的次数以及杜绝食物浪费等。例如，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上的一篇研究显示（Ampere A. Tseng，2020），来自中国等7个国家/地区的大乘佛教徒的茹素行为（2014年/2015年数据）减少了4883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2012年法国和英国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1.3%和8.9%，作者认为关于素食主义的教义的传播应被视为碳减排的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盖茨本人也投资了几家雄心勃勃力图取代畜牧业、削弱“牛共和国”的公司，包括人造肉公司Beyond Meat和清洁肉类公司Memphis Meats等。
个人低碳消费的可行路径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除了饮食结构的调整，还要减少在住房（选择节能设计的建筑）、交通（公交出行）等关键消费领域的碳足迹。事实上，人们可以采取数百种形式来“低碳”自己的生活，但并不是所有的“低碳”消费就是真的低碳消费，我们具体该做出何种选择？
从消费方式看，低碳消费行为包括购买节能产品或设施、应用绿色能源、日常生活中节能等；从消费目的看，低碳消费行为则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的的一种特殊消费行为，带有强烈的意识诉求。虽然我们早已对低碳生活、低碳消费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很多时候低碳消费仍被与可持续消费、环保消费、节约型消费等同视之。低碳消费的核心关键词是降低碳排放，而其他消费的关键词则可以是生物多样性、代际公平、文化传承等。
2016年，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杂志曾发表过奥地利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学者Karin Schanes等人的一篇研究报告，文中构建了一个系统的个人低碳消费行为策略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该框架包含“改进”和“减少”两大主策略，在“改进”维度，主要通过购买使用效率更高或生产效率更高的产品来减少碳排放；在“减少”维度，主要通过控制消费欲望、降低消费水平和改变生活方式来减少碳排放。
研究指出，每一个策略本身都难以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大幅减少，没有“一刀切”的方案清单来应对全球碳减排挑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采取组合策略。
上述消费决策框架可以非常直观地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可以选择的低碳行为。但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并不存在。王灿、蔡闻佳主编的《气候变化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人们的能力在一些方面——尤其是理性、自我控制和自立方面是有限的”，气候变化行动下，关于人的行为研究也颇为重要。
通过对人的行为特点和规律进行梳理和归纳，我们会发现，通过制定科学的、合理的公共政策（如碳税、碳标签、补贴等），引导低碳消费行为十分必要。对于全球气候行动而言，最为理想的情况是，当基础设施、社会规范和个体行为习惯有机共生、协同作用时，个人的低碳消费行为就自然而然了。
（本力对本文具有指导贡献）
本文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