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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维鸿：金融创新减贫——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实践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具有连续性的、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是实现国民共同富裕的基础，需要金融市场的保驾护航——建立“城乡一体、县域经济为枢纽、服务‘三农’、旨在共同富裕、优化财政资金效率”的金融生态体系。这需要几代金融人的持续努力，并且已贯穿了过去四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不同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愈发强大，通过“金融现代化建设缓解区域发展不均衡、降低国民贫富差距、实现可持续减贫”的需求，也变得愈发急迫。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通过对历史不同阶段金融服务“三农”、服务减贫的案例分析，探讨新时期中国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金融创新问题。
金融服务可持续减贫是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新实践
脱贫攻坚是中国经济的巨大胜利，乡村振兴更是备受期待的新征程，现代金融参与其中并不容易，需要在经济学层面进行理论总结，并与全球政商各界有效沟通。这是因为：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中国的经验值得总结；另一方面，个别西方媒体的“酸葡萄”心理依然存在，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英美媒体甚至还多次形容中国扶贫工作“价格高昂”“难以持续”，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和政治作秀”，需认真对待。换言之，针对任何恶意挑衅或者是误读中国政策，中国经济学界的使命，就是要用专业经济学体系，向世界客观、理性地阐述扶贫实践，并形成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特色体系。
脱贫减贫、金融辅助，不仅仅是中国的挑战，也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当代全球经济学界不仅高度重视该领域的研究，而且形成了专门的经济学分支——发展经济学。今天，中国大专院校的经济学相关专业，发展经济学都是必修课程，其中很多理论已在我国的脱贫攻坚中得到应用。毫不夸张地说，发展经济学是21世纪全球经济学的“热点”，并涌现了许多学者大师：例如，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利用实验性方法在全球脱贫”方面做出贡献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
中国的脱贫减贫事业没有脱离全球实践，只是我们的很多干部和学者，没有机会或没有意愿“透彻”研究西方前沿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贫困问题十分复杂，西方学者的实验性研究，在我们人口达上百万、各种问题盘根错节的贫困县那里，参考意义有限。同时，我们也缺少经济学功底扎实、能理解西方经济学话语、有机会深入贫困地区一线、善于总结理论和广泛沟通的经济学家，把中国的扶贫研究推广到全世界。
国内媒体和富裕地区也存在与贫困地区沟通的问题，西方经济理论界更是缺少机会和动机与中国的脱贫实践者沟通。在扶贫领域，沟通问题一直是个重大技术挑战，城市与农村、富裕地区拿出资金、资源对接贫困地区，很多时候都遇到“鸡对鸭说”、理念不同、工作效率差异、资金利用等问题，原因就是区域间不同人群的沟通障碍。党的十八大以后，很多企业家、金融机构都秉承社会责任感，出钱出力倾力扶贫，但由于沟通不畅造成的资金浪费、好心办坏事的案例并不罕见。因此，针对扶贫减贫挑战，发展经济学首要的课题，就是研究贫困地区的帮扶者与被帮扶者良性沟通的问题。
在沟通机制的建立上，中国特色的扶贫工作是有巨大成绩和经验的。脱贫攻坚的八年历程，中央政府为贫困地区派出了50多万名“第一书记”，更有300多万名“驻村干部”驻村帮扶，目标就是要提升各级政府部门对贫困地区、贫困问题的了解，提升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对发展致富的认识，所谓“扶贫先扶智”。这是完全符合发展经济学原理的。
世界任何地方贫困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善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配合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共同促进贫困地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无论是新一代的基层干部，还是中央各部委、国有企业深入贫困地区的挂职干部，通过两三年的脱贫攻坚实践工作，对当今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其中，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企业的“80后、90后”的挂职干部，更是从实践中体会了“三农”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和现有机制挑战，有益于他们未来在中央和地方各级金融公共政策制定中，考虑更周全、更实事求是。
从惠民小贷到乡村振兴中的农信社改制路径选择
全球的贫困地区都缺乏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在贫困地区更加突出。真实的中国金融扶贫故事，虽然伴随着各种试错过程，但绝不是一场“无脑”的社会运动，更不是简单靠钱就能解决社会“顽疾”的过程，而是克服困扰中国经济上千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挑战，是标准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课题。
从上世纪末中国遍地开花、服务“三农”的农业小贷公司，到2016年证监会正式发布倡导资本市场帮扶贫困县的系列政策意见，二十多年来众多商业银行、农信社、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上市公司走进贫困县的历程，就是中国金融探索扶贫路径的历程。从经济学的理性角度，二十年前的中国处于城镇化初期、加速的阶段，还面临着资本短缺的普遍情况，因此虽然有众多怀揣梦想、试图复制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模式的普惠金融先行者，能坚持到今天依然良性运营的，却是凤毛麟角。
二十年来普惠金融扎根农村、硕果仅存的“三农”小贷公司中，宁夏东方惠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民小贷”）的案例是典型的、也是有特色的，经验值得总结：惠民小贷的模式又被称为“盐池模式”，对宁夏滩羊养殖和村镇留守妇女的独特情况，有一整套基层“参与式农村工作方法”，也妥善处理了自治区各级领导、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的有效沟通。尤为可贵的是，在宁夏惠民小贷的企业文化中，“三农”小贷工作者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信贷员，他们追求与贫困户的平等相待，更追求彼此熟知、建立牢固的友谊，经常性与客户进行协商和沟通，互相帮助、共同解决双方遇到的问题。
长久以来，宁夏惠民小贷的规模并不如一家普通的农村信用社，经营利润与同期的房地产融资也不可比，加上基层金融文化需要耐心、持之以恒，造成惠民小贷的“盐池模式”不容易被其他机构、其他地区在过去二十年复制；其扶持大批农村妇女走上自主创业发展的道路，其中32名农村妇女获得花旗银行“微型创业奖”，一名走出国门到法国卢浮宫领取“国际社会影响奖”，更是“三农”普惠金融的经济外溢性，最终得到了外资股东的认可，也是值得持续研究和宣传的。
但是，靠外资解决乡村振兴金融服务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通过多年来“三农”小贷试错历程，县域经济要补金融短板、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痛点在于缺少有活力、紧贴农户的农村金融服务。2019年底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研究报告》显示，我国31.39%的样本农户存在正规信贷需求，仅有18.38%的农户获得足额信贷。目前中国信用社、农商行的存贷比大概在60%至80%，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农村信用社总存款规模5万亿元左右计算，这些最应深耕“三农”的金融机构却每年从县域经济“抽血”至少1万亿到2万亿元；如果再考虑22万亿天量的农村商业银行存款规模，这种“抽血”效应就更值得深思了。
县域金融机构本应帮助本地农业项目四处募资、促进农业产业现代化，但由于业绩压力，现实中农商行和农信社有时更像是农民的理财机构，为赚“佣金”而用农民储蓄去其他投资机构买理财产品，最终是农村资金反哺城市。例如，为了改制化险、高质量发展，各省都在将涉农中小银行重组提速，并力推农商银行上市。这种改制虽然显著提升了农村信用社的治理水平，但上市公司必然更注重业绩、强调控制贷款风险，所以改制后的农村商业银行将更加“忌讳”涉农项目风险。更棘手的是，涉农县域金融机构的业务规模小、利润率低、工作条件艰苦，难以吸引到优秀的金融人才，无法形成有效的县域金融法人机构的公司治理，无法形成类似宁夏惠民小贷的可持续的、人文关怀外延的金融企业文化。
展望未来，从“十四五”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看，农信社改制创新应继续在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间寻求平衡发展，既参考在法治和信用体系方面相对更成熟的东南沿海模式，也要考虑打破目前省联社全面、直接管理全省所有县级农信社的模式，成立省、县至少二级法人结构模式，借鉴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和运营机制，让农信社更多借鉴资本市场机制、持有农业项目股权，进而平衡金融风险控制与县域经济发展需求，助力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信用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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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