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ganization Science
数字化转型将走哪条路？
熊彼特认为技术革命对于理解“创造性破坏”模式至关重要。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决定的，包括产品、工艺、原材料和组织业务方式的创新。一个成功的创新者将吸引一大批模仿者。此外，由于一些创新会引发其他互补性创新，因此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技术之间的这种系统性相互依赖性解释了为什么创新经常以集群形式发生。这些集群中最大的集群形成了技术革命，不仅影响个别行业，而且影响整个工业结构和社会结构。
由于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相互依存的革命性技术集群，每种技术的发展都会影响其他技术的发展，因此，其未来发展的轨迹也充满不确定性。
为探究未来数字化转型的可能形态，本文基于熊彼特技术革命理论，将注意力从单个创新者和创新行为的“微观”层面和单个技术和产业的“中观”层面转移到作为划时代社会现象的技术革命的“宏观”层面，并依靠“推理历史”（Reasoned History）方法回顾了过去两个世纪发生的五次技术革命。研究发现，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轨迹都是由技术、组织和公共政策三个领域内的关键问题与应对策略的演化情况所塑造。
鉴于当今技术的先进状态，数字化转型的未来取决于在组织和公共政策领域的竞争解决方案之间做出的选择：在组织领域，部署可以由基于市场和层次结构的业务流程模型指导（鼓励赢者通吃），也可以由基于社区和协作的范式平衡模型指导（鼓励开放共赢）。在公共政策领域，部署可以以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制度为指导（坚持私人价值创造至高无上），或者由积极的系统建设制度指导（政府肩负创造公共价值的使命）。
这两种选择的结合为数字化转型的未来轨迹提供了四种情景：如果将自由放任的政策制度与剥削性的业务流程模型相结合，我们可以预见一个向企业主导的数字寡头发展的场景。如果将系统构建的公共政策制度与业务流程模型相结合，我们预计会出现政府精英主导的数字威权主义。如果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将自由放任政策制度与社区和协作模式相结合，在其他司法管辖区与强化的业务流程模式相结合，我们可以预见一种拼凑的数字地方主义场景。如果将系统建设政策制度与新兴的社区与合作模式的广泛传播相结合，我们预计会出现数字民主的情景。
鉴于组织模式和公共政策制度的不确定性，当前数字化转型未来轨迹存在深刻的不确定性。
Bodrozic Z, S. Adler P.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Macro-Level Schumpeterian Perspective. Organization Scienc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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