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金融评论》：曼昆教授，我们在求学时代都受惠您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它奠定了我们经济学的基本观念，即“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使用稀缺资源”，但是，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开始研究“不平等”，比如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不平等的研究或者共同富裕的研究成了主流，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您认为经济学的教科书需要相应做一些改变吗？

曼昆：“不平等”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一直都是。记得40多年前我还是本科生时，读到了亚瑟·奥肯的著作《平等与效率》，第一次认真思索了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后来也一直在我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中占有独立章节。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Nicholas Gregory Mankiw），对于全世界的经济学系学生来说，无人不知。他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原理》的作者。《经济学原理》不算其他国家的各种版本，仅仅以9次重版的英文版来算，就卖出超过100万册。在美国，教科书定价昂贵，学生又很难找到盗版书。曼昆因为教材的畅销，就赚取了4200万美元的收入。当然，也因为《经济学原理》价格昂贵引发学生的不满，导致曼昆在2021年做出决定，未来再版的《经济学原理》版税全部捐赠出去。这可能是教科书历史上最奇特的事件：“教科书卖得太好，以至于不得不捐出去。”

曼昆的职业生涯顺风顺水。曼昆是乌克兰移民，29岁就成为哈佛大学正教授。他的教科书之所以如此成功，同他本人的学术能力、理性交往能力和写作能力俱佳有关。他是新凯恩斯主义阵营的主将，而且还和挚友大卫·罗默一起“修缮”了索洛增长模型，引入人力资本。同时，他世界各地的众多好友都是显赫人士，学生也是各自国家的经济高官。他的写作有一种杂志专栏作者的妙笔，使得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充满趣味性，让人耳目一新。

对曼昆教科书最质疑的地方，是他没有系统分析“全球不平等”现象。曼昆主持的经济学Ec10讲座是哈佛大学最重要的通识课程之一，几乎哈佛全校的学生都有资格选课，而且也是最热门的课。听众多了，教材畅销了，要求自然就多了。尤其是在美国经历次贷危机之后，不平等情况越发严重，拯救金融危机也被大众看作是帮助华尔街，从而引发“占领华尔街”抗议。另外，移动互联网革命和硅谷的财富的高速崛起，这些所谓“New Money”们制造了更大的不平等。

曼昆面对质疑时表示：“我一直很重视不平等，但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要形成某种导向”。曼昆认为，Ec10 以及《经济学原理》的目的不是为了站队，不是陷入党派争论，而是介绍更为广泛而多元的经济思想，而且是实现更好经济增长的思想。分配不平等的确会影响增长，但并不是左右增长的唯一一件事，只不过，现在的人们往往过于“盯着”分配。

最后，因为分配，曼昆也不得不放弃《经济学原理》版权。

当然，本刊记者专访曼昆教授，不是为了讨论教科书的版权分配。我们是向曼昆教授请教美国这一轮高通胀下的经济未来和全球经济走向。

曼昆最重要的身份，除了《经济学原理》作者外，还曾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服务的是小布什总统。在服务期间，他是美国工作外包（Outsourcing）的支持者，他不太同意制造业重新回流美国。在他2004年为小布什撰写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写道：“外包从长远看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

他用一种调皮的态度言论去评论“美国重新制造业立国”，他说，“麦当劳烹饪一个汉堡，它到底是提供服务还是运用资本来制造产品呢？制造业的工作和服务业工作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呢？”毫不奇怪，愤怒的反对者就说曼昆是一个毫无价值导向的“语言大师”，居然将“做汉堡包”看作是一种制造业，从而掩饰小布什总统在“制造业回流美国”方面的无能。

“（美国）政策是应该谴责的”

《北大金融评论》：您怎么看待美国目前的高通胀？它是长期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果，还是全球供应链危机所形成的结果？

曼昆：两者兼而有之。经济产出和价格的波动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过去几年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供应链危机）这两者都导致了通胀上升。货币和财政政策是影响总需求的重要因素，所以（美国的）政策是应该谴责的，但它并非所有原因。

曼昆是新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众所周知，美国这一轮40年来最高通胀同新凯恩斯主义者、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主导的量化宽松政策有巨大的关系。而伯南克和曼昆都是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的学生，从师承上，曼昆和伯南克是师兄弟，但曼昆不太赞同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

曼昆是为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添砖加瓦”的重要人物。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菜单成本”，他最重要的论文名为“Small Menu Costs and Large Business Cycles: A Macroeconomic Model of Monopoly”，“菜单成本”是决定价格黏性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价格黏性恰恰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也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在曼昆畅销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之前，最具影响力的教科书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萨缪尔森的教科书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综合意味着是“凑合”。萨缪尔森将斯密、马歇尔的个体理性是根据边际来决策的这一微观基础，直接和凯恩斯的宏观需求波动、市场存在巨大非理性的宏观现象，“凑合”在一起，所以看上去就显得矛盾百出。如果个体是理性，那么他怎么可能面对需求波动不做对应的调整呢？怎么可能出现需求不足或者需求过剩？怎么会存在着随着收入上升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现象？如果宏观经济有问题（比如经济危机），那么意味着微观肯定也有问题。错误的加总结果一定是因为存在错误的子项。

凯恩斯经济学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发生“大滞胀”之后岌岌可危，丧失吸引力，受到芝加哥学派尤其是“理性预期革命”的挑战。“理性预期”的卢卡斯，他的核心观点就是个体是理性的，但是政府是笨拙的，政府居然认为个体不是理性的，想搞点欺骗小动作来刺激一下经济，但可惜理性的个体看穿了小聪明的政府，使得政府出台各种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不仅没有产生增量产出，反而弄出了通货膨胀，这就是“大滞胀”的根源。

所谓新凯恩主义，就是拯救这一轮凯恩斯主义的“灰头土脸”。新凯恩斯主义首先要肯定凯恩斯的功劳，市场一定是失灵的，政府一定是非常有用的。在这个前提下，寻找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人的确有理性预期，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个体理性不及，最终导致市场失灵（所谓市场失灵，曼昆定义为：市场对商品和服务的分配不是帕累托有效的，通常会导致经济价值的净损失）。

曼昆的老师斯坦利·费舍尔是寻找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先驱。他观察到雇佣合同期限是有长短的，尤其是长期合同，往往是在经济高涨时候签订的，但几年后经济差了，合同还有效，不能随便调整，所以，费舍尔觉得这不合理，因为长期合同干扰了雇主必要的经济调整，这就是造成宏观问题的原因。雇主得雇佣工龄很长而且工资还特高的工人，雇主很难解雇他，很难降低工资。于是，就出现了宏观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工人还是雇主都是理性的。费舍尔创造了一个词，叫“黏性”：不能及时灵活调整，只能蒙受整个社会的经济净损失。

老师是这个路子，当然学生曼昆要跟着老师的思路干。他觉得合同长短期有点牵强，因为大家完全可以商定一个更灵活的合同期限来规避，何必一根筋用固定长期合同？于是，他使用了我们前述的“菜单成本”。“菜单成本”是一个比喻：“一个餐馆如果要对价格进行调整，就需要重新印制自己的菜单，这必须要花上一笔钱。但相对价格微小的调整，印制菜单的成本可能就不合算，所以企业就懒得印新的菜单”。因此，企业就变得“黏性”了！

“菜单成本”意味着企业不可能对每一次微小的市场变动（无论是来自需求还是来自货币的），都快速反应，因为不合算。企业就不得不积累着这种变动，攒够了想一次性来一个大调整。而这种累积的过程，就会造成市场失灵。于是，曼昆从“菜单成本”推导出“黏性”，而“黏性”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重要的“微观生存线”。

曼昆的“菜单成本”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完美”地拯救了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也启发了阿克洛夫、奥兰查德、清泷信宏、Huw Dixon 和Claus Hansen等人，后来又诞生了一些更有声誉的反映“黏性”的理论——比如效率工资，其实它的基本思想也是“菜单成本”，即企业主不能根据市场的均衡工资来选择雇员，这意味着雇员可以随时拿到市场均衡工资，他们跳槽就没有任何机会成本，只要一不开心离开那个企业。企业主为了让雇员有一定的忠诚度，提高他跳槽的机会成本，必须将他的工资提高到均衡工资以上的水平，这个多出的部分就像“礼物”一样，事关忠诚。所以这种“礼物效应”所形成的黏性，在宏观上会造成了工资高于均衡工资，一定就会产生失业。
 

曼昆拯救凯恩斯主义，还要应对另外一个对手，就是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货币主义跟理性预期的思想大致相近，都是维护个体理性和市场有效性，但是，唯有在货币问题上，这种信仰有所松动。弗里德曼认为，“70年代大滞胀”的原因是政府放货币放太多了，而在1929-1933年大萧条的时候，政府又不恰当地收缩了货币。至于政府如何操弄货币，弗里德曼也不是很有办法，他提出了一个机械规则，即每年政府固定发5% 的货币增长率。这显然没有任何道理。但是弗里德曼关于“大萧条由货币政策收缩促成”的观点，显然影响了曼昆的同学伯南克。伯南克后来变成狂热的“直升机撒钱者”。伯南克在次贷危机之后主导了美国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一起，将美欧的实际利率压到近乎零的水平，从而酿成了这一次美国40 年来最高的通胀。顺便说一下，伯南克、德拉吉和曼昆都是师兄弟，都是斯坦利·费舍尔的学生。在专访中，曼昆表示应当谴责一下政策，但强调这个政策并不是通胀所有的原因。因为还有供给问题，而供给则是全球供应链问题所致。

“长期低利率肯定是错误的”

《北大金融评论》：您在“Government Debt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an Era of Low Interest Rates”一文中专门讨论了低利率形成的债务展期对劳动生产率、工资和消费的负面影响。您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看上去经过次贷危机之后，私人债务变得更加稳健，债务都集中在政府部门，它还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曼昆：低实际利率让政策制定者觉得他们不需要担心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我认为这肯定是错误的。类似庞氏骗局的永久债务展期计划可能会失败，失败的结果是，在错误的时间大幅加税或削减开支。即使从预算的角度来看，永久债务展期成功，债务仍会挤出私人资本，降低生产力、实际工资和消费水平。

曼昆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温和派。所谓“温和派”，就是坚持更多元的价值取向，坚持更稳妥的经济学范式。要知道，新凯恩斯主义者，并不完全都是温和的。比如保罗·克鲁格曼就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凯恩斯主义者，是一副全心全意维护政府财政扩张的“老做派”，极端讨厌减税和拉弗曲线。

曼昆当然也不同意货币主义者——货币主义者看上去整体理念很不“凯恩斯”，但是在货币政策上却非常“凯恩斯”，以至于弗里德曼都承认“在这个时代，谁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弗里德曼认为，个体在消费方面是非常理性的，不存在所谓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弗里德曼开创了“恒久收入假说”，意思是“每个人知道怎么花钱，他是会站在一生的角度来考虑自己花费问题”，每个人的花费在年轻的时候是克制的，会有一定的储蓄积累，到老年的时候会多一点。于是，每个人都将自己一生的收入流来理解自己每一个当下时刻应当有的消费。在这种“恒久收入假说”下，边际消费倾向其实是稳定的。很显然，弗里德曼这个说法非常值得怀疑，非常反现实。因为代际之间的消费变化是剧烈的，如果国家给予不同的福利水平，对应的消费变动也是剧烈的。有的是月光族、有的是储蓄派，有的不仅是“月光族加啃老派”，还借贷消费。背后是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的看法和时间态度不一样。曼昆觉得“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他承认有“恒久收入假说”的人群，也存在“根据当期收入的一个比例就消费了的人”（Hand-to-Mouth Behavior）。人很复杂，是异质的，所以不要那么极端、单一地进行性质判定。研究消费行为，就要考虑两类行为的比例和叠加效应。很显然，曼昆的研究是“温和理性的”。

同样，曼昆对长期低利率非常警惕，他一直警惕各种极端化的政策行为。例如像伯南克这样的新凯恩斯分子，他吸收了货币主义关于“扩张性货币对冲大萧条”的思考，将这种“对冲大萧条、吸收日本教训”变成了一种极端操作行为：利率为零并量化宽松。尽管伯南克等新凯恩斯主义者嘴上不承认现代货币理论MMT（Modern Monetary Theory），但从操作上看，两者几近相同。

MMT一个基本看法是：不需要担心财政赤字货币化。央行发行货币，完全可以将财政赤字“抹掉”，因为货币的本质不是一般等价物，而是武力所形成的不得不屈服的兑现信念。货币可以印出来，去消除国家欠的钱，只要这个国家有未来，只要这个国家的通胀还没有起来，就没有任何问题。一旦通胀明显起来，再考虑货币收缩。

曼昆在论文“A Skeptic's Guide to Modern Monetary Theory”就表示出怀疑，因为MMT没有说明这个过程中通胀被控制和警惕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