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或许是人类最早发明出的“时光机”。金融史学家威廉·戈兹曼认为：人类文明的演进需要复杂的工具来管理有关时间和风险的经济问题，金融通过时间重新配置经济价值，并通过金融契约将时间维度中的内在风险暴露出来，在不同参与方之间进行分配，“金融技术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建造的时间机器”。

今天，如何妥善驾驭这一时光机变得愈发重要。

首先，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前，金融这一强大资源配置利器，已将不同经济体、不同种群和个体深度链入了一个复杂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对于早已习惯了全球化文明的我们，许多被忽视、超预期的问题正纷至沓来：地缘政治竞争趋紧、全球经济增长趋缓、人口结构老龄化趋深、社会财富分化趋显、环境可持续约束趋严……

事物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催生了平衡性需要，而金融发展的动力正是来源于人类对文明社会的需求以及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全球背景下的中国金融也需解决好自身的新问题——金融改革开放深化叠加金融科技浪潮，人民币国际化呼吁金融业全面开放，金融数字化转型持续迭代寻求更优方案，传统金融展业模式在创新中不断解构重构，科技金融监管需要新的思路与对策……

特别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过去受限于金融抑制，国民缺乏可供选择的全生命周期投资工具，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势必要思考如何发挥好“时光机”作用，助力国民统筹安排好全生命周期的教育、医疗、养老等人生大事。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效应对了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面临的各种复杂经济问题的挑战，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坦言：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定位之父”、战略定位大师、里斯战略定位咨询创始人艾·里斯（Al Ries）更是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艾·里斯被美国商业界誉为“传奇大师”，与巴菲特、乔布斯、德鲁克等一起入选权威媒体评选的“全球十大商业大师”，其代表定位理论入选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A）评选“营销名人堂”，该奖项被誉为营销界的诺贝尔奖。当地时间2022年10月7日，艾·里斯在美国亚特兰大家中辞世，享年95岁。小女儿劳拉·里斯（Laura Ries）是里斯战略定位咨询全球主席，是艾·里斯的长期事业伙伴。在这对传奇父女的带领下，他们的公司里斯咨询为苹果、IBM、宝洁、西南航空、三星等众多全球500强企业，以及茅台集团、长城汽车、王老吉等中国优质企业提供战略咨询服务，陪伴它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

2022年年末，劳拉·里斯接受了《北大金融评论》专访，她指出，对于一个公司来说，首先是需要勇气的，即接受改变的勇气；此外还必须要有耐心，因为一个品牌进入人们的脑海、占领人们的心智需要一段时间。可以说，勇气和耐心是定位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两件事。

事实上，勇气与耐心，于个人、于企业、于国家，都是应对不确定性极为重要的品质。当下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深刻把握现代金融的新理论与实践，以回应现在和未来、区域与区域、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多样需求。而中国的经验与探索兼具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下的金融新征程，将是一趟智与勇的新征程，中国金融终将通过探索出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来持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成，推动全球文明的再次进步。

 

 

 

 

 

 

 

 

 

 

平安集团首席投资执行官邓斌分享了其对于“中国式”ESG投资的观察：基于中华文明的传统和现实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的ESG更加强调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者之间的均衡发展。在环境方面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社会方面重视“共同富裕，社会安全”；在治理方面要求企业追求利润的同时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实现和谐发展。以平安集团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对此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将自身发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大进程中，尽最大努力为中国特色的ESG发展贡献力量。（文章详见——邓斌：“中国式”ESG投资观察）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展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下的房地产市场，他指出，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框架下，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和房地产政策的逻辑转变必将对房地产金融带来深远的影响。首先，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将会被弱化。其次，土地财政的管理将迎来进一步的改革。第三，对于预售制，在中长期也需要重新审视其合理性。最后，在房地产金融领域，新的金融模式（如房地产信托基金）将会发展。

 

 

招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白海峰研究了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公募基金行业新征程。他表示，未来，差异化发展或是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的主旋律，金融科技实力和普惠功能或将成为公募基金核心竞争力之一。一方面，需积极推动数字化在基金公司全价值链的应用，打造新一代投研数字化系统，支持层出不穷的业务创新，解决投研中各类痛点。另一方面，基金营销的重点要转向投资者教育、精准营销、全程陪伴服务等方面，打通线上线下触点，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化转型，达到普惠效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屠新泉论述了数字化时代的中国金融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之路。未来，数字化将催生出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利益增长点，从而引发各国竞相追逐。发达国家将进一步利用其国际规则引领能力实现利益攫取。例如，由于金融服务跨境交付必然涉及数据流动，发达国家便积极推动数据流动自由化议题谈判。对于这些新议题，中国应及时开展调查研究并在国际舞台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摆脱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对金融服务贸易国际规则走向的控制。

 

 

 

 

深圳大学全球特大型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俞可平指出，特大型城市的发展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特大型城市发展与治理，需特别注重市民主体与市民权利，与国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方向一致，城市建设也要围绕“服务型城市”来展开，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来避免城市治理陷入“管制型城市”的陷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实践教授及所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在《北大金融评论》上撰文，论述了双循环背景下深港合作的挑战与融合之道。他提议成立深港合作领导小组，由特首和深圳市委书记任联席组长，并常设办公室。进一步，通过国家与地方立法解决土地使用的问题，如果不从国家层面立法，在香港原有的法律体系下，土地使用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就对顶层设计提出了要求——依照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原则展开制度建设方面的顶层设计。

 

 

bp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陈巧玲在接受《北大金融评论》专访时表示，针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限价令生效以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对于俄罗斯来说将进一步提高，这有利于增加中国在俄罗斯能源贸易领域的话语权，增加俄罗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从而部分缓解中国的高石油进口依存度给国内带来的焦虑。但是，如果油价限制令叠加其他因素一起大幅度推高国际市场油价水平，那么它意味着我国的原油进口成本进一步上升。进口成本上升将推高下游产品价格，进而提高交通运输成本、化工品农药塑料等上百种工业品的价格，最终会传导到消费品价格。（文章详见——十问俄油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