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会到新民
2022年的8月，在台风“马鞍”来袭前的短暂平静时光，我们全家——包括不满半岁的小女新之，终于将假期凑在了一起，同赴广东新会。这次出行主要是拜谒梁启超故居和纪念馆，以及神往已久的小鸟天堂。
其实，个中缘由不止于此。“新之”这个名字就与梁任公有关，这出自他的《新民说》，其“新”有二义：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说来也巧，“新”字贯穿了梁启超的一生。他的家乡新会有一个“新”字，梁氏登上政治舞台的“百日维新”带有一个“新”，后来他积极参与的新文化运动也有一个“新”字。加之他的新文体、新史学等，一生革故鼎新无处不在，令人称奇。
“新”字在汉语里是有进步色彩的——当然，“新冠”除外。国人熟知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据说就是商汤王刻在澡盆上的箴言。因此，洗澡便也成了一个获得新生的隐喻。曾国藩是以日记修身的典范，他在日记里写道：自今日起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梁启超极为推崇曾国藩，“新民”说与曾氏的“涤旧而生新”一脉相承，也与他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中所说的“立志自拔于流俗”暗合。但他所谓“新民”，不但指儒家传统中修身、内圣意义上的自新，更有培养新式现代国民之意。《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一语中的：“他从开民智走到新民，其核心就是人的现代化。”
从新会返程途中，高耸入云的大桥和沿海高速旁的集装箱码头把我从历史的思绪中拉回现实，若有所悟：梁任公在20世纪初提出的这种现代化思路，其本质就是以个人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对理解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此，也给了我一条线索和理由，以进一步了解那个时代，以及奔腾而来、浩荡而去的思想启合。
“新民”注重个体，尤其是在将传统的博爱意识与近代的人道道德糅合起来的基础上，注重个性的独立发展和个体的竞争优势，这与当时进化论的大行其道是分不开的。梁启超与他同时代的诸多知识精英，几乎都以进化论作为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从严复的“天演为体”说，其师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其友谭嗣同的“两三世”说，以及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突驾”说，进化论成为保守派、改良派、革命派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进化论的这种影响，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写道：“伟哉！近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
进化论是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并深刻影响人类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的理论。诚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所言：“与进化论相比，许多科学上的发现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要来得更加深远，但没有哪一项对人类思维方式和信仰方式产生的影响超过了进化论”。
按照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则，培育“新民”，就是培养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知行合一莫如梁启超，他不一定是最成功的学者，但肯定是中国最成功的父亲，其儿女人才辈出，包括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学家梁思礼等三位院士，以及分别在文学、图书馆学、军事、经济学有卓越成就的梁思顺、梁思忠、梁思庄、梁思达等，所谓“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与之相比，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在人类理论和思想层面的成就是梁启超远不可及的，然而他没有一个孩子的身体是健康的，3个早夭，7个有病——其中又有3个没生育能力无子嗣，4个有不同层次的精神病。虽然达尔文孩子的数量高于梁启超，从1839年到1858年间生了10个，却极具悲剧色彩。其原因是，明知近亲结婚有害的达尔文，在30岁时与从小青梅竹马的表姐爱玛结婚。后来，他应该是后悔了，开展了关于近亲婚姻危害的遗传学研究，但其儿子伦纳德仍然如其父般以情感战胜了理智，娶了自己的表妹。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和对进化论的身体力行，不仅成就了自己的孩子，还影响了无数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仁人志士，其中不乏彪炳千古者。一位后来影响历史的伟人在1918年1月23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样的文字，“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道‘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下来。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真正是有愧前辈了”，此人便是周恩来。也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一群意气风发的湖南热血青年在长沙建立学会，正是以“新民”命名。
如此说来，有着进化论底色的“新民”思想不仅激发了青年人的志向和自强精神，也激励着他们的勇气和行动。而作为变革者们的精神导师，对于如何从进化论看待现代化，梁启超在其《释革》一文中予以精辟总结：“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
这不禁让我想起，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讲话中提出要搞好建设，对人类有所贡献，不然就会被开除“球籍”。进化论很有可能正是“通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思想源头和理论基础。
梁启超《释革》中的“天演”一词源自被称之为中国西学第一人的翻译家、思想家、教育家严复。他对进化论的精髓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总结，既脍炙人口，又深入人心，堪称绝唱。虽然也有学者如王立铭教授指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概念的表述是不太准确的，因为从根本上说，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物竞天择，适者繁殖”。但是，也许正是由于严复在“信达雅”基础上的“再创作”，使国人对进化论的理解大为拓宽，润物无声般从自然界延展到了人类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
严复的功绩不止于此，除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他还翻译过另一本更重要的著作《原富》，也就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据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深受《国富论》的影响，尤其是书中“看不见的手”的自然法则启迪了“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
《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这注定是改变世界、改变历史的现代化奇迹之年。同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从此英国进入“机器时代”，率先发动了全球历史上有名的工业革命。当年7月4日，华盛顿在费城发表《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成立，这块殖民地独立后逐步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虽然有些巧合，但也可从中发现，技术进步、经济繁荣、国家强大等现代化进程和思想的进步有着一定的内在关系。
新物种、新技术、新思想绝不是微小变化的积累，而是产生于一个漫长的过程。达尔文在搭乘英国海军“小猎犬号”环球航行后提出了物种进化的假说，又用了15个星期的艰苦思考完成了他的基本原理，最终经过大约20年的工作，才得到基本满意的一个结果。《国富论》一书的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斯密用了10年时间来写作，这最终成为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一个思想里程碑。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引发了一场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找到了人类经济持续繁荣的根基。经济学也逐步成为对人类影响最深远的学科之一，至少在诺贝尔奖中，唯一属于社会科学的奖项就来自经济学。
按照原著出版的先后次序，《国富论》比《天演论》（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出版于1894年）早了100多年，但翻译成中文相隔不过几年。而论在实践中涤荡思想、启迪民智、推动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国富论》却比《天演论》晚了将近百年，其标志性事件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22年11月，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同志逝世后，一段他对自己人生总结的视频广为流传，其中谈到的三个历史贡献中，第一个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从《天演论》到《国富论》，为什么这个思想跨越需要用一个世纪？进化论上有个概念叫系统发生树制约，大意是一种特定的生物想要继续进化，只能在自己现有的历史积累上做微小的调整。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路径依赖或者路径锁死，也是类似的意思。严复曾经在《国富论》序言中谈及两者的关系：“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之利为利，亦不以谿刻自敦，滥施妄与者之义为义，以其无所利也。庶几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欤。呜呼！此计学家最伟之功也”。由是观之，或可以理解为什么《天演论》本来的书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的根本也是伦理问题——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先后次序。可惜的是，对《国富论》揭示出的现代化的秘密——经济学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伦理观，作为斯密百年后的中国知音，严复已经领悟并大声疾呼后，又过了一百年才真正在中国大行其道，让这个国家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强。
严复的高妙之处，还在于对进化论和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有着清醒的认识，所谓“义利合”。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斯密的《国富论》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霍布斯的《利维坦》来的。学者杨鹏在《“看不见的手”下的社会自然秩序》一文中指出，后者认定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敌对的你死我活的关系，即所谓丛林法则。而《国富论》《道德情操论》，讲的则是自然状态下的和谐。以“看不见的手”的自然法则取代“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丛林法则，当然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不至于从达尔文主义全面走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泥沼，进而如上个世纪的德国、日本、意大利那样陷入“国家的歧路”。马国川先生花费五年时间完成的“日本三部曲”（《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秘》《国家的重生:日本战后腾飞之路》）,描写的恰好是1853-1973年的日本现代化进程。可以将其视为进化论如何从正反两方面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绝好案例。
其二，这正是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繁荣到一个新的阶段后，需要避免的思想误区。人们总希望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法则，但即使已经非常接近自然法则的市场化，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并且还需要直面在其中产生的新问题。在当前全球化退潮的后金融危机时代，过于迷信市场经济万能而带来的危机，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从进化论和经济学的共同思想起源及理论基础来看，这就是必须尊重人类的自然法传统和自然法则。
单纯依赖经济法则有可能产生新的路径依赖或者锁死效应。针对警惕曾经带给我们好处甚至让我们迷恋的事物引发灾难的重大风险，《娱乐至死》的作者波兹曼曾经说过，“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现实来看，未来更有可能实现的恐怕会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许多人认为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因是他只相信市场的力量，这也是非常严重的误读。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出了一位经济学家，叫做艾玛·罗斯柴尔德，根据她在《经济情操论》一书中的研究，比起“看不见的手”，斯密其实更注重看得见的手，也就是非市场竞争，包括道德、语言等等方面的影响。斯密只是提供了劳动分工和自由市场这个经济学的分析基础，但他深知经济本身还有着更复杂的规律和结构性的变化。艾玛·罗斯柴尔德可不简单，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代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萨缪尔森的弟子，而且还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夫人。
无独有偶，开创现代经济学的另一位宗师马歇尔也非常清楚这种模型化的经济学的局限。他认为，模拟物理学的经济学体系虽然能够把握人类行为最稳定的内核，使经济学成为从形式上最接近科学的一门学科，但在这个过程中，抽象化了太多的东西。丘吉尔就说过，当你把两个经济学家放在一起讨论，他们会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其中一位是伟大的凯恩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得到三个结论。马歇尔的先见之明，反映在他《经济学原理》中的一句话：经济学更像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这对于一个把物理学的方法“移植”到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中的经济学家，确实难能可贵。1950年，著名经济学家阿尔钦发表了论文《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这是经济学第一次将市场机制同生物进化理论联系起来，提倡的分析方法体现了自然选择的原理，将经济系统视作一种“选择采纳机制”，由此也开创了演化经济学，并促进了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等经济学新的分支学科的兴起。
回顾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思潮和现代化的历程，从最开始进化论的滥觞，到上世纪末经济学的思想启蒙，再到当前对经济学的重新审视，有一个“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过程。时间如回荡的钟摆，上个世纪的进化论思潮和各种现代化学说都带有反传统的特点，但当前的中国式现代化则更注重中国的国情和传统，以及进化论和经济学背后的自然法则。
从进化论理解现代化，有助于从更深层面把握现代化背后的科学规律、历史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而这都建立在呈现生命起源、增长、适应环境和形成复杂组织的自然规律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