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8期。



就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乔恩·丹尼尔森是一位温和且有趣的智者。面对镜头，他总是从容不迫地侃侃而谈，将其研究精髓用极简又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长期以来，丹尼尔森既做量化研究，又做政策研究，主要聚焦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并撰写了很多备受欢迎的博客文章。于是，他频频会受到出版社的邀请，并相继出版了《金融风险预测》《全球金融体系》《控制的幻觉》三本书。其中，《控制的幻觉》出版于2022年，年底即入选英国《金融时报》2022年度经济学最佳图书。在丹尼尔森眼里，写作是一件幸福的事，他说如果工作是要做一些让他人开心的事，那么写作则是完全为了自己书写，“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写书”。他的妻子也认为他在写作的时候，远离了一切烦恼，甚至还会开玩笑说：“乔恩，你现在没有书要写了，你是否会有很多烦恼呢？那你要利用你的时间来做些什么呢？”

1963年出生于冰岛的丹尼尔森，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经历危机、破产和重建。切肤之痛与深入的研究相伴而来。他对金融危机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将其比作是一种传染病。就如同零号感染者感染了周围的人，这些人又感染了他们周围的人一样，银行的危机也会蔓延至其他银行，从而导致系统崩溃。

丹尼尔森认为，金融体系之所以脆弱，不仅是因为风险，还因为每个人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如他所说，“当你想最大限度地利用金融体系时，你必须认识到金融体系是由人构成的，有些人腐败，有些人廉洁，有些人愚蠢，有些人聪明，有些人不道德，有些人道德，有些人爱国，有些人不爱国。你不应该设计一个试图去纠正人的问题的体系，而是应该设计一个利用人性的系统，可以围绕人去设计法规，利用人性来实现目标”。

“我们可能不喜欢这样，但你不能改变人性。”

《北大金融评论》编辑部与丹尼尔森的对话从其畅销书《控制的幻觉》展开。在其中文版的翻译过程中，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等欧美银行相继爆发风险事件，此书中对于危机根源的深入剖析便更加发人深省。
 

丹尼尔森认为，短期风险并不那么重要，对投资者而言是如此，对金融当局而言更是如此；重要的是系统性风险。丹尼尔森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课程“全球金融体系”第一讲的主题就是系统性风险。在课程开始20分钟后，他会对学生说：“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系统性危机的国家的同学，请举手。”通常，大约有80%的学生会举手。但如果说“愿意生活在一个存在系统性危机的国家的同学，请举手”，则没有人举手。

然而，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他们一生中可能很少遇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但却会面临相当多的日常短期风险，如何说服人们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便成为了当下的难题。丹尼尔森在回答时表示，这是一个关于如何教育投资者并与其沟通的问题。社会进程总是倾向于把人们带向短期视角，每个人都在想明天或下个月可能会发生什么。然而，我们能做的是，可以多和那些处理长期风险的基金经理交谈，比如养老基金考虑的是未来30年或50年可能发生的事情。

“很多投资者只是单纯地追求短期的投机性利润。如果你是一个想要赚钱的短期投资者，假设你买了一只股票，你想下个月卖掉它，然后买一套房子，接着你想明年卖掉房子赚钱，那么你就是一个短期投资者。然而，我认为那些考虑长远的投资者，他们往往更老练，能够洞悉这种周期性规律，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教育投资者要同时考虑短期和长期，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提供建议等方法来帮助他们。”

不过，英语中有句俗语是，“牵马到河易，强马喝水难”。他也指出：“我们可以为投资者总结长期和短期的各种情况，但如果他们不想这样做，其他人也没有办法。”这也是丹尼尔森一直强调的在理解金融风险时不可忽视的一点，那就是人性。

50年前海曼·明斯基曾指出，稳定会导致恐慌和危机，因为看似安全的稳定会鼓励人们冒险。人们在哪里进行高风险投资，就会想要从哪里获得利润，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过度冒险的境地。丹尼尔森认为明斯基捕捉的就是人性，他也是明斯基理论的坚定支持者。“人就是这样，你改变不了他们。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人，如果我们认为事情是安全的，我们自然就会承担更多风险。这就是明斯基所说的，如果我们认为一切都是高风险的，一切都是危险的，我们就会追求安全。我们可能不喜欢这样，但你不能改变人性。”

对于巴塞尔协议的一些方面，丹尼尔森持批评态度。他曾于200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皇帝的新衣：风险建模的限制》的论文，这也是他自己最喜爱的文章之一，其核心思想是人们不可能完美地衡量风险。他研究发现，当经济表现良好时，人们衡量风险的标准过低，当经济表现不佳时，人们则会误判风险过高，这便导致了顺周期行为。这种顺周期行为会鼓励我们在情况好的时候过于乐观，在情况不好的时候过于悲观。在他看来这只是正常的人类的心理。

丹尼尔森建议：“任何思考周期和波动的人们都需要意识到，风险衡量是具有误导性的。它们告诉我们的是错误的事情。因此，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当事情确实做得很好时，作为一项政策，试图放慢速度是明智的；当事情处于糟糕的状态时，鼓励它是明智的。这是为了克服人类投资者在错误的时间变得过于悲观和过于乐观。虽然这很难做到，但我认为，如果你了解我们所拥有的工具的作用和风险测量在这个循环中所扮演的角色，从长远来看，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决定。”

如果说以上建议看似有些宏观而缥缈，那么丹尼尔森个人的投资决策或许会带给广大普通投资者一些灵感。作为一名金融学教授，他表示自己在职业生涯中获得的深刻见解是，没有多少人有能力系统地识别哪些资产将比其他资产表现更好，或者提供最好的保护，而且很难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专业人士。在考虑安全问题时，他喜欢着眼于非常长期的趋势，以及一个人所面对的具体情况。他说：“一概而论总是危险的，因为每个人对风险的偏好和投资视野都不一样。对冲动荡的代价非常高昂。对于那些长线投资的人来说，最好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多元化投资，并在整个周期内进行投资。不要太担心他们面前的混乱。就我个人而言，我把大部分私人储蓄都投入了标准普尔500指数。它为我提供了地理上的对冲，因为我的工作、房子和养老金都在英国，但它也有着良好的长期表现。”
 

试图创造太高的弹性或稳定性是一种幻想

危机是无法避免的。对于这一点，在《控制的幻觉》中，丹尼尔森用“土拨鼠之日”来形容。在影片《土拨鼠之日》里，比尔·默瑞扮演的电视台气象播报员正在报道宾夕法尼亚州普克苏托尼小镇一年一度的土拨鼠之日庆祝活动。然而，这原定只有一天的工作任务却变成了无尽的循环，同样的一天不断重复到来，直到比尔·默瑞找到打破循环的办法。丹尼尔森发觉，这与银行业危机何其相似：危机一次又一次重演，金融当局没有能力解决危机。“我认为当局也不具备这个能力。即使是比尔·默瑞打破循环的方法——美德，在防范银行业危机时也无济于事。”
 

解决金融体系内部的风险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决策不能仅仅基于短期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构建所谓的“金融韧性”是不现实的，因为试图创造太高的弹性或稳定性是一种幻想。稳定会导致不稳定，当事情稳定时，市场参与者总是被激励去承担更高的风险，而系统是无限复杂的，当局永远不可能监控一切。

比如，债务推动房地产繁荣的问题在于，尽管最大的损害是在繁荣泡沫破灭时造成的，但在泡沫破灭之前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代价总是非常高昂的。金融当局总会受到一些人的强烈批评，这些人要么指责他们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要么指责他们犯了错误，采取了代价高昂的措施来遏制泡沫。但是，丹尼尔森指出：“我们不能改变过去，只能面对现实。我们遏制由债务引发的房地产泡沫的时间拖得越久，泡沫破裂时造成的损害就越大。”

“如果你看一下房地产泡沫的历史，我们可以用很多历史事件来研究这个问题，那就是房地产泡沫几乎总是由过度乐观和允许使用金融工具为房地产提供资金造成的，这是不可取的。最终房价高企，人们的杠杆率很高，因为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每个人都喜欢泡沫，批评会被谴责，所以整个社会朝着‘让我们享受上行’‘让我们享受泡沫’……的方向发展，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因为他们做出了投资的决定，而事情的发展令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聪明并不是真的。

“如果我们面临价格过高、杠杆过高、债务过高的局面，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越拖延，最终付出的修正代价就越大。我们不能改变或阻挡自然的力量，不管我们是否想要，自然都会做它想做的事情。就像我们拦不住河里的水一样，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水总要奔流而下，房地产泡沫的力量也是如此。过度的杠杆和过多的借贷推动着它，当它想要纠偏时，我们也无法阻止它的纠偏。

“然而，我们能做的是，试着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困难或更简单。政府应该允许纠偏的发生，否则事情会变得更糟。但政府也应该认识到，与此相伴的是人们的痛苦。在经济下行期，人们会遇到困难，遭受痛苦，而保护人们就是政府的职能之一。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制定政策来保护社会中的人们，但仍然允许必要的金融和经济调整发生。最糟糕的是，我们什么都不做，总是盼着明天事情会变得更好。我认为有这种想法的人，他们提供了错误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从以上回答中我们便可以清楚地辨析丹尼尔森对于金融风险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很难防范系统性风险，试图创造太高的弹性和稳定性只是一种幻想，因为系统性风险出现在金融体系中最不为人知的部分，利用未知的脆弱性，以增加政策制定者的工作难度。然而，我们可以做的是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纠偏，而不是任由错误无限制地发展下去。

监管的艺术

当一场系统性危机发生时，是否一定要有人为其负责呢？丹尼尔森的祖国冰岛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从那以后，冰岛一直在努力寻找罪魁祸首。冰岛政府召集了一个特别法庭来起诉当时的总理，指控他放任危机的发生，最终判他玩忽职守。巴克莱银行前首席执行官韦骏贤是唯一一位因金融危机中的个人行为而面临指控的全球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然而，这只是因为他试图拯救巴克莱银行，而不是因为他之前在该行惹出了麻烦。丹尼尔森半开玩笑地表示，这看似是司法的不公：“如果我们能够因政客的无能而起诉他们，那么没有多少人能够留下来。”

他表示，惩罚银行家的前提是真正发现了他们的不良行为，比如欺诈等侵害行为。但是，要对实施了错误投资的负责人予以惩罚则要困难得多，即使是该投资最终导致了一场危机。这是因为，只要一位金融从业者的工作职能是进行投资决策，那就说明雇用他就是要让他承担风险，而与风险相伴的必然包括失败的可能性。如果因投资失败而惩罚他，那么最终这个人可能会变得过于厌恶风险。

当前一种通用的惩罚机制是追索扣回银行家的薪酬。就好比美国富国银行的“幽灵账户”丑闻，最终，以银行首席执行官约翰·斯顿夫和丑闻的直接当事人卡丽·托尔泰斯特各损失6000多万美元而落幕。但丹尼尔森表示，虽然这笔损失金额很高，但他们的年薪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对于追索扣回是否能震慑住那些银行家，我持怀疑态度，但追索扣回的确是发泄道德义愤的有效渠道。”

丹尼尔森认为，要实现对于金融机构和银行家的有效监管，真正需要的是风险的“圆形监狱”。这一思想渊源可追溯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作品，始于杰里米对其在俄罗斯工作的兄弟的一次拜访。让杰里米感兴趣的是，他的兄弟想出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来管理员工：在车间中央设立观察哨，让检查员可以在不被人看到的情况下监视工人。杰里米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想法，并提议将其用于其他活动场所中。其中，在监狱的应用建议，即“圆形监狱”，获得了最多的支持。



在圆形监狱的设计中，囚室位于圆形建筑物里，监狱中心设有监控塔，塔内的监狱看守员可以观察囚犯，但不会被囚犯看到。由于囚犯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观察，所以他们会假设被观察而好好表现，因此只需要少量的狱警就可以看守许多囚犯。

丹尼尔森表示，现代金融监管非常符合边沁主义的世界观。“尽管金融机构向公共当局披露了大量信息，但金融机构知道公共当局只能查看其所披露信息中的一小部分。然而，银行不知道当局的关注点，更重要的是，银行不知道当局在未来的调查中会如何使用银行现在所披露的信息。于是监管者便可以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监管银行。”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金融监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丹尼尔森认为，人工智能非常擅长解决金融体系中的短期问题和日常风险。它在风险管理、风险预测、识别欺诈等方面非常有用，但是，人工智能降低了波动性，但却增加了“肥尾效应”，而这条“肥尾”就是出现非常严重的危险结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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