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贸结构来看，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与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成为我国企业出口新优势。2023年，我国“新三样”出口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近30%。中国动力电池出货量领跑世界，光伏产品出口量保持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出海势头远超传统燃油汽车，海外市场进一步扩大。以服装、家具与家电为代表的“老三样”出口地位稳定。中国家具与家用电器生产与出口规模稳居世界首位，但出口产品已不再是标准化、大众化的传统“大路货”，科技含量较高的个性化、高端化、智能化的升级版“老三样”更受海外消费者青睐。

从外资结构来看，随着跨国公司的投资布局结构的调整以及国家外资政策的引导，我国外资结构向高端化发展。2023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3766家，同比增长39.7%，其中高技术产业引资规模占比37.3%，同比提升1.2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持续增长，电子工业设备、仪器仪表等中高端制造业引资表现出极大的发展潜力。在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商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引资规模增长表现突出。

我国外资外贸发展新特征

技术密集型产业蓬勃发展

我国外贸结构优化本质上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外在表现，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整合了我国现有产业资源，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新能源、太阳能产业附加值高、生产链条长，因此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带动更多上下游产业产值增长，产业拉动与关联溢出效应明显，有利于我国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由于新兴产业在生产精度与运营方面的要求较高，往往需要智能化技术、数字化管理等配套服务，因此能够整合相关产业资源，形成先进制造业集群，带动无人驾驶、锂电池等创新技术不断升级，助力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过去传统“老三样”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依靠我国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以成本优势取得快速发展，而现在我国已进入比较优势转变新阶段，依托国内大市场与信息技术优势，技术密集型“新三样”出现，体现出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正蓬勃发展，产品呈现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新特征。以往传统电器等制造业产品由发达国家先行发明，在产品生命周期“标准化产品”阶段以产业转移的方式进入我国，我国往往扮演产业承接者的角色，而如今“新三样”成为我国主动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先机，抢占产业优势、领跑动能转换的关键产业，在产业竞争中的角色进一步升级。例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拥有全球最大的光伏产品生产基地，在国内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在原料生产、设备组装、产品设计与安装等多个环节都具有成熟的生产与服务体系，具备自研技术积累与规模化生产条件，是全球光伏技术引领者。成熟完整的产业链条与国内超大规模市场需求的结合，使“新三样”逐渐成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新优势。

企业走出去由“产品出口”向“产业链出海”过渡

目前，锂电池国内产业链布局基本完善，产能已超过国内市场需求，宁德时代、天齐锂业等多家龙头企业加快了海外产业链布局的步伐，宁德时代已与美国福特、泰国Arun Plus签署合作协议，在海外建立电池工厂。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全球生产布局尚未成熟，中国正处于长期布局与品牌塑造机遇期。一方面，“新三样”的崛起与出海吸引了更多国外老牌企业来华投资、谋求合作，例如特斯拉、日产等众多海外车企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与制造工厂。另一方面，中国新能源车正在成为全球汽车生产网络重塑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汽车与零部件厂商已开始“组团”将生产链条布局到全球，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度不断提高。例如上汽已布局泰国、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的4座整车制造基地；长安汽车在东南亚设立了事业部与3家本地公司，组建了本地化运营团队，长安汽车泰国制造基地预计在2025年投产，一期设计年产能10万辆；比亚迪将海外出口市场定位从大洋洲、欧洲与东南亚扩大至南亚、中亚、西亚与非洲等地，将电机电池等技术成果传递给上游企业，并为下游海外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新能源企业“出海”，已不仅仅是输出产品，而是输出制造工厂。这一过程能够实现中国技术向外扩散、由低附加值产能向高附加值转化，有利于中国企业布局世界汽车产业链，与海外汽车产业深入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数字技术为企业“出海”搭建平台

中国数字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数字技术不仅升级推动了生产智能化，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奠定基础，还为我国出口企业开辟了新的业务发展空间，在企业“出海”全流程中提供高效方案。数字技术平台直接连接供需双方，实现了企业生产与客户需求的精准对接。出口企业通过数字平台，将线上销售模式复制到海外，并为海外合作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我国出海企业由单一产品输出的出口模式，转变为产品、技术、产业链多层次出海。阿里巴巴国际站等线上平台以及智能编码等人工智能工具的应用，为我国跨境电商企业研判海外市场形势、提升服务质量创造条件。

数字技术服务平台在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占据我国较大出口份额的欧美市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于中国的出口需求也逐年增加，为我国扩大出口市场、布局产业链创造了机遇，202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额达10.73万亿元，同比增长6.9%，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额在我国整体外贸中占比超过34%。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我国通过与当地政府达成跨境电商合作，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通过蚂蚁金服、京东、百度等国内企业与当地企业在金融服务、人工智能与在线教育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通过支持当地互联网基础设施、智慧物流与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注入了经济发展新动能，更是为我国拓展海外业务、促进要素流动以及参与行业规则制定搭建了平台。

金融政策成为外贸结构转型的重要支撑

不同于“老三样”，“新三样”产品投资周期长、科技含量高，对于融资与风控的要求更高。《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中提出，要培育汽车产业出口优势，创新汽车产业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地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在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重点领域发展中的作用，为“新三样”顺利“出海”保驾护航。中国人民银行采取诸多金融措施，大幅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通过针对性金融创新产品，增加了对重点行业中小微与民营外贸企业的融资支持，“政府-银行-保险”机制下的“境内贷款+跨境融资+出口信用保险”金融组合拳帮助小微企业应对海外市场供需、汇率波动。金融创新业务推动了企业融资多元化，跨境收支业务的不断升级帮助跨境电商畅通资金链，提升了企业“走出去”的效率。另外，我国持续优化跨境贸易结算环境，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各省搭建的跨境金融结算平台，有效吸引了多家金融机构入驻，提升了企业收付汇效率，拓宽了企业的投融资渠道，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企业“出海”仍然面临内外部多重挑战

外部贸易环境复杂

一是国际贸易、全球竞争与地缘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给我国产业链“出海”带来诸多挑战。当前海外知识产权、技术壁垒日益强化，法律合规要求逐渐提升，企业出海过程中遭遇反垄断调查等限制措施的风险加大；疫情、洪涝与地震等不可抗力因素增加全球产业链中断风险，生产、库存与物流等方面的跨境管理成本抬升。对于“新三样”企业而言，锂电池企业“出海”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干涉与锂矿资源管控的困境，例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欧盟《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等对原材料来源与环保政策等提出了新要求，《保护美国先进制造业法案》的产业链本地化要求可能对我国海外生产线进行排挤和限制，企业出海面临更大的法律挑战。虽然在疫情的影响下欧美等地电动汽车计划接连推迟，为我国出口新能源汽车提供了新的出口机遇，但当地市场认证法律将是企业出口面临的第一道难关，环保政策、市场监管、税收监管以及安全标准等政策复杂多变，企业出口合规成本较高。

二是消费者需求向高端化、个性化、绿色化与智能化趋势发展，对产品的体验与服务要求日益提高，“出海”企业生产本土化产品、及时识别消费偏好变化以及调整运营方案的难度大大增加。为匹配海外消费者的差异化诉求，提升物流仓储以及配套售后等海外服务质量，企业需要通过本地化推广运营、海外仓员工培训等措施实现精细化管理，而这无疑会增加出海企业的供应链运营成本，企业难以掌握业务拓展与成本控制的平衡。海外生产运营成本是新能源汽车“出海”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整车出口方面，由于跨境物流流程多、效率低，海外汽车售后维修速度慢、成本高，因此整车出口的前期物流仓储与后续售后维护成本较高；在整车组装方面，与当地车企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推动供应链布局、促进产品本土化的方式之一，但由于合作洽谈周期长、国内品牌认可度不够高，很难寻求长期合作的零部件供货商，给顺利执行生产计划、及时调整产量规模带来困难。

国内产业链韧性、管理水平以及行业标准方面仍有欠缺

一是供应链韧性不足，产品层面核心部件仍依赖进口，企业层面仍然缺少世界顶尖水平的头部企业，行业层面尚未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合作的局面。从“新三样”产业链来看，锂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之一，而当前锂电池关键技术与研发专利被美国等经济体垄断，我国仍然停留在低附加值制造与生产阶段，并且我国锂矿储量仅占全球储量的5%左右，关键矿产以及汽车动力系统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比如镍、钴和芯片进口率超过90%。另外，我国仍缺少类似特斯拉的新能源汽车“链主”企业，产品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有待提高。国内大企业往往选择与外资企业或其他大企业合作，使得行业资源向龙头企业集中，而中小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难以生存，这不利于形成大中小企业聚力协作、高效利用全产业链资源的发展氛围，行业整体的发展速度受到影响。

二是产业链管理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完备的供应链管理机制。“新三样”产业的供应链十分复杂，虽然我国新能源汽车主要依靠整车制造能力领先布局市场，但在物流体系与资源协调等跨环节、跨部门的管理能力上与世界老牌顶尖车企相比仍存在差距。供应链物流体系已不仅仅是上下游产品的连接，而是涉及战略合作、一体化关系的组织网络，对供应链管理硬件与软件的要求较高。新能源产业链中有多家核心企业、多种零部件产品，如何处理好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是提升供应链运作效率、发挥协同创新作用的关键。但当前我国仍然缺乏集采购管理、配送管理、质量管理以及协同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高效成熟的供应链物流管理平台，缺少熟悉供应链基本管理工具与优化方法的应用型人才，因此需要继续优化供应链管理体系，帮助企业准确识别供应链信息，做出科学的管理决策。

三是缺乏与世界接轨的统一标准。低碳可持续是当前海外企业筛选供应商与进口产品的重要标准，而我国还未形成与国际标准相对接的绿色认证机制，在光伏、新能源产品出口过程中容易遭受碳关税的制约，并且我国许多制造业行业规范与国际标准仍不完全接轨。就新能源产业来说，虽然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标准化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与国际汽车行业标准化体系中的新能源汽车相关标准仍不兼容，国内各地区统一标准体系建设仍未完成，技术标准、认证体系、产品检测与环保测算等行业规则不够完善。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加剧了我国企业融入国际产业链的限制性风险。

稳固我国外资外贸优势，积极应对海外供应链风险

基于我国完善成熟的产业链供给优势、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新三样”成为我国商品出口的亮点，也成为我国产业竞争实力的体现，未来应把握市场窗口期与发展转型期，采取多方面措施稳固我国外资外贸发展优势。

首先，加快技术攻关，促进自主创新与利用外资协调发展。我国前期在光伏、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技术研发方面的巨大投入，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出一批本土龙头企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未来应继续加大电池、电机与电子控制等技术研发力度，培养实力强劲的“链主”企业。同时，持续完善国内外产业链布局，加快提升绿色节能技术等重点技术的自主研发水平，吸引更多高端、优质跨国企业来华开展合作，从而充分发挥外资在产业升级中的促进作用，不断强化我国产业链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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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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