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昊光：高新技术产业海外投资闯关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生产链的多样化，全球化正在发生明显的重塑，与传统产业相比，高新技术产业通常具有更低的资源消耗和更高的环境友好性，这使得它们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梁昊光及合作者共同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表示，企业在追求国际化进程中不仅要应对市场竞争，还需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与法律环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和战略布局尤为重要，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构建更为完善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风险防范能力。对于企业而言，提升法治思维和合规意识同样是其成功“走出去”的关键。
地缘经济格局加速剧变
近年来，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催生了全球化重塑的趋势，特别是在国际投资领域。这一趋势表现为发达国家对外资投资政策的双重调整：一是加强对外来投资的审查和限制，特别是在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等敏感领域，通过出台新的投资限制措施和加强现有外资监管体系，以保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二是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激励措施，鼓励本国企业将资金和投资回流至国内市场，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就业。这种“外紧内松”的政策对全球投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动造成显著影响，使其面临来自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市场准入限制加强等多方面的挑战。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在经历了2020年的急剧下降和2021年的强劲反弹之后，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12%，降至1.3万亿美元；202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3%，达到1.37万亿美元。报告称，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生产链的多样化，全球化正在发生明显的重塑，大多数地区的资金流入都出现下降或停滞，比如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12%，国际投资项目，特别是新的工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和跨境并购，大多呈现疲软态势。
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显著特征在于对研发的大量投入和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出，这类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核心优势在于其智慧性和创新性，体现在对知识、技术和人才的高度依赖上。此外，高新技术产业还具备明显的战略性特征，这是因为它们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与传统产业相比，高新技术产业通常具有更低的资源消耗和更高的环境友好性，这使得它们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技术博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竞争的核心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贸易盈余和市场占有率的角逐，更深层次的竞争体现在对国内外规则制定的影响力以及国际舞台的话语权争夺上。随着中国在网络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产业的兴起，中国企业在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中开始展现出强劲的动力和潜力。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363亿美元峰值，此后政策调整伴随对外直接投资（OFDI）整体回落，高新技术产业对外投资额也显著下降到2019年的161.6亿美元，降幅高达55%，占比也从18.5%回落到11.8%，近年高新技术产业对外投资再次回升。
在当前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尤其是美国对其域外法律的滥用，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企业在追求国际化进程中不仅要应对市场竞争，还需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与法律环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和战略布局尤为重要，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构建更为完善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风险防范能力。对于企业而言，提升法治思维和合规意识同样是其成功“走出去”的关键。企业应主动适应国际法律规则，加强合规管理，构建专业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有效应对国际市场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法律风险和挑战。
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海外投资出现两方面变化。一方面是手机和半导体等高科技行业中比较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经济活动通过OFDI向外转移。如电子制造部门企业将核心技术留在国内，将组装、生产等劳动密集型环节活动通过OFDI转移到国外。典型的是苹果公司代工厂和配件企业等被称为“果链企业”的企业群向越南、印度等国转移，把核心部件产能保留在国内，通过在越南和印度投资建厂把中低端装配和生产能力转移出去。另一方面是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对外投资持续升温。主要动向总结如下。
一是投资领域多元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海外投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而是向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更多领域拓展。早年OFDI行业对象多属于低端制造产业，如家用电器、计算机、通信设备、重型机械等部门，近年来高端制造和上游资源已经成为我国优势和全球空间的交集，结合全球近两年复合增速高、绝对规模大、我国上市公司海外收入占比高等视角，高端制造和上游资源的海外投资可能是我国未来产能出海的主力。
二是对外投资方式和技术转移方向发生转变。从以并购为主转变为绿色投资为主，从引进技术为主转变为输出技术为主。不同于我国企业早先以并购为主要手段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对外投资，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对外投资以独立新建生产能力的绿地投资（即在海外设立新的生产基地或研发中心）为主，即便是与外方合资或其它合作形式，也不再是将单向从对方获取比较先进的技术作为重点诉求。除了传统的绿地投资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还通过并购、合资、股权投资等方式进行海外投资。
三是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产业集群和供应链企业结伴出海的特点。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其核心零部件锂电池率先大规模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为后续电动汽车厂商适应新形势、大举对外投资提供有利配合条件。锂电池和电动汽车OFDI又为中游产业材料企业以及提供数智化解决方案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激励。由此形成电动汽车供应链系统性对外投资的新格局。
四是国内产业崛起与大举对外投资间隔期大为缩短。2017年我国锂电池企业首次登上全球出货量榜首，跻身世界前沿，2018年锂电池产业企业便大举对外投资。我国电动汽车是在2022年后进入爆发增长期，到2022年已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2022年9月，比亚迪在泰国的工厂开建，计划年产能15万辆。2023年7月，比亚迪与巴西巴伊亚州政府共同宣布，双方将在卡马萨里市设立由3座工厂组成的大型生产基地综合体。2022年中国新能源电动汽车销量约514万辆，占全球的51.1%，远超美国的17%和德国的14%，中国车企在新能源蓝海中占据先机。具有巨大规模经济效应的产业国内崛起与国外投资紧密衔接，从一个侧面显示虽然地缘政治矛盾派生逆全球化冲动，然而现实世界经济全球化仍存活力与韧性。
在全球化重塑浪潮中，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美西方国家不断升温，主要体现为通过对抗、“包围”等外交策略对中国的高技术企业进行全方位打压，同时借助其盟友和“价值观同盟”的市场体系来排斥中国企业。美西方国家强调国家的经济独立、产业体系自主和国际经济竞争，秉持自利、零和博弈而非互利的思维，不仅给中国企业造成了困难，同时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近年来，以美欧为代表的东道国陆续出台更具指向性、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审查制度和实体清单等，表明各国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阻击”力度正逐渐加大。随着美国、欧洲等地对“关键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领域的安全审查日益严格，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这些关键领域争取竞争优势的过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些国家的立法往往将安全审查的焦点放在外国政府对投资者的控制关系、政府资助的程度，以及外商投资是否受国家战略项目或计划推动等方面。由于中国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受到国家政府的控制或资助，这使得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通过这些国家的国家安全审查时，面临比其他国家企业更高的合规成本和更大的困难。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处理高新技术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贸易摩擦和权益保障问题方面显得经验不足。
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主要是指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由于某些行为的发生，可能导致知识产权侵权或被侵权，进而导致侵权损失的不确定性。从企业发展的海外环境来看，目标市场的知识产权制度复杂多变，这一风险广泛存在于企业海外发展的整个经营与管理活动中。近年来，中国凭借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精准的市场策略，正在实现全球化布局，引领着高新技术时代的新一轮投资机遇。在我国企业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同时，来自外国政府和企业的知识产权风险也陡然增加。如联想集团“legend”商标在海外被他人抢注，被迫以新的商标“lenovo”重新进入市场；海信集团“HiSense”商标被西门子公司在德国抢注后，曾被索要4000万欧元的商标转让费；“长虹”“格力”“新科”“康佳”“大宝”等商标在南非、巴西、俄罗斯、美国等国家被抢注。专利方面，我国相关产业也不停遭遇美国的“337”调查，此外，企业还可能会被要求支付不合理的高额专利许可费等。
中国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时，面临的挑战与国内市场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东道国的法律环境、政治格局、经济条件与中国存在显著差异，境外投资项目不可避免地承受更高的政治和经济财务风险。这些风险的增加，首先体现在法律合规风控管理上，境外投资项目需要适应不同国家复杂多变的法律法规，这无疑增加了法律合规的难度和成本。其次，境外投资还面临特殊的政治经济风险，如东道国可能出现的政治纠纷、社会动乱、冲突或战争等不稳定因素，以及汇率波动、外汇管制、经济制裁等经济风险。这些风险可能对中国企业的境外资产和经营活动构成严重威胁，甚至导致投资损失或项目中断。进一步而言，境外投资项目还面临来自本土企业保护政策的挑战，包括没收、国有化等极端情况，这些风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企业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业务拓展。此外，企业决策传导效率在境外投资中也常常遭受影响。从核心决策层到执行部门的决策传导，以及从执行结果到反馈核心层的过程，由于地理距离、文化差异、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增加了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往往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中国某集团在承揽澳大利亚某项目时，因未提前了解澳大利亚要求赴澳工人必须通过雅思考试，电工、焊工等专业人员必须通过澳方相应考试，导致调遣中国工人几乎不具可操作性。最终因项目施工需要大量外籍工人，带来了高昂的人工成本。另外，工期延误时，该集团曾计划要求项目员工加班赶工。但在澳大利亚，雇主不能随意要求工人加班，且实行工作9天、休息5天的模式，工人下班后即不再工作。该集团因不熟悉当地劳工政策导致工期多次延误，损失巨大。
支持高科技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对于加快中国科技创新步伐、提升国家竞争力、实现全球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政府的顶层设计将指引企业在全球化大潮中把握正确方向，而法律政策的完善将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提供稳固的后盾，高技术企业作为战略发展的主体也需应势而为实现战略自主的海外投资模式。
政府需制定具体且明确的指导方针，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布局进行战略规划。这包括识别潜在的国际合作伙伴、目标市场以及关键技术领域，确立短期与长期的发展目标。通过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趋势和国际市场需求，为企业提供清晰的国际化路径和战略方向。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政策支持体系，旨在提供资金援助、税收优惠、研发补贴等多方面的支持。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专门用于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国际化项目和海外研发中心的建立。同时，通过提供税收减免、关税优惠等措施，降低企业的国际运营成本。
还需加大对高新技术领域研发的投入，鼓励企业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保障企业创新成果不受侵犯，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政府应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注册、监管和维权体系，为企业提供快速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
完善本国涉外法律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国际商务、跨境投资、国际争端解决的全方位法律支持。建立专业的法律顾问团队，帮助企业准确理解和遵守目标国家的法律法规，有效规避法律风险。促进法律协调与国际合作，尤其关注与高新技术产业相关的国际贸易规则、知识产权法律等领域。政府需定期发布国际法律环境报告，为企业提供最新的国际法律动态和风险预警，帮助企业及时调整国际战略。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技术标准的讨论，通过多边或双边渠道，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高新技术贸易和投资规则。中国应利用市场和技术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论坛，提出中国方案，增强中国在国际高新技术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对本国企业应强化培训与能力建设，通过组织对外投资培训、研讨会等方式，提升企业的国际投资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尤其是在法律合规、国际商务谈判、跨文化管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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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金融评论》第19期已上架
现在征订全年刊和三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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