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英俊：全球化重塑下企业海外投资效率提升与风险防范
“走出去”企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海外投资业已成为我国企业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参与全球竞争的必由之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出海”已进入新阶段。一大批科技企业正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寻求新的增长点，也向世界展示中国企业的实力和影响力。
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高级经济师、研究员付英俊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表示，未来我国“走出去”企业应立足科技创新，加码技术研发，积极努力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前端环节。根据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按照产业结构由低到高的演变趋势，逐步将已不具有竞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制造业向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转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本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国际分工参与水平。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9期。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竞争升级、世纪疫情冲击、“逆全球化”浪潮掀起、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多种因素交织叠加，导致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正加速重构。在此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走出去”企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海外投资业已成为我国企业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参与全球竞争的必由之路。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国“走出去”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日益扩大、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但投资效率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走出去”企业海外投资面临多重风险与严峻挑战。新形势下，如何提升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效率，并有效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增强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优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大致经历四个阶段：一是初始探索期（1979—2000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尝试性地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时期对外投资总体流量小，存量更小。二是稳步发展期（2001—2007年）。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为企业迈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是首次将“走出去”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从此迈入了稳步发展阶段。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来看，这一时期海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流量达98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5%。2007年，海外投资的存量首次突破千亿美元。三是快速发展期（2008—2016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明显衰退，我国经济受到影响相对较小。中国资本纷纷进入国际市场，海外投资进入快速发展期。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发展。这一阶段，我国海外投资流量保持较高的增速，投资存量不断提升。2015年，我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我国的海外投资流量为1962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仅次于美国，全球排名第二。四是规范优化期（2017年至今）。从2017年开始，针对海外投资部分项目效率低下、忽视风险、盲目扩张等问题，监管部门加强政策调控，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受政策收紧影响，2017年我国海外投资流量约1583亿美元，同比下降19%，是海外投资的首次回调。随着监管政策的深入实施，我国海外投资的流向、结构进一步规范和优化，跨界并购、非主业投资更加理性审慎。
目前，我国企业“出海”已进入新阶段。一大批科技企业正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寻求新的增长点，也向世界展示中国企业的实力和影响力。同时，我国企业积极顺应全球经济发展数字化、绿色化新趋势，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中国在新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一是海外投资地区、投资领域和投资模式呈现明显的多元化。在投资地区上，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直是我国对外投资的重点。近些年，我国对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的投资增长迅速。在投资领域上，我国对外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租赁和商务服务、制造业、金融、批发和零售、采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六大领域投资占近九成。在投资模式上，当前中国“出海”企业的投资模式更加灵活，独立投资、合资经营、股权投资、并购和增资等投资模式被普遍采用。二是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海外投资的主力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0—2022年，在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比分别为46.3%、51.6%、52.4%，非国有企业占比分别为53.7%、48.4%、47.6%。三是海外投资布局具有明显的区域经济互补性。受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等要素差异影响，我国“出海”企业把产能及资金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实现国内外的资源优势互补，顺应了全球产业链重塑的新形势。四是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大。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18亿美元，同比增长22.6%，较上年增速提升19.3%；占同期总额24.4%，较上年同期占比增长6.5%。
企业海外投资效率既关系到资源配置的整体布局，也关系到海外投资的未来走向。与国内经营相比，企业海外投资不仅要面临融资约束、产业政策等母国因素影响，而且要面临地缘政治风险、环境冲突和文化差异等东道国因素影响。因此，企业海外投资水平更易偏离最优值，出现投资过度，或者投资不足，遭受投资效率损失。海外投资规模越大，海外投资效率的重要性越凸显。2018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流量稳居全球第二（2020年升至全球第一），投资存量稳居全球第三，是名副其实的对外投资大国。虽然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海外投资效率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海外投资大而不强。国际上通常采用联合国贸发会议（UNTAD）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OND）衡量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水平，OND数值越小，表明对外投资绩效水平越低。OND小于1，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我国对外投资绩效指数走势图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虽然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但平均值仅0.6，与世界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投资效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民营企业“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显示，仅35%的企业认为其海外营业收入达到预期目标，仅32%的企业对海外市场占有率增速感到满意，这也表明当前我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质量和效率不高。
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中资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面临多重风险叠加。“出海”企业需正确认识和把握海外投资面临的新风险，积极应对挑战。新形势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安全审查风险。近年来，西方国家为遏制中国崛起，以安全为由不断强化外资审查制度，限制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2018年，美国颁布《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安全为由限制中资企业对美投资。2022年，美国总统拜登授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特定国家采取歧视性待遇，将中国视为“特别关注国家”。欧盟的外资监管政策也不断趋严，2020年实施的《欧盟外资审查框架条例》加大了对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审查，欧洲多国对华为实施5G设备禁令。二是国际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冲突风险日益高企，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容易遭受战争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损失。例如，俄乌冲突使我国企业在乌克兰投资的基础设施损毁，遭受巨大损失。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影响，我国企业在俄罗斯的能源、制造业、通信等领域投资也遭受较大损失。三是资源民族主义升温风险。由于新冠疫情加剧财政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近年来资源民族主义显著抬头。资源国政府不断强化对本土资源控制，中资企业海外投资阻力加大，投资空间被压缩。未来，矿产领域可能成为资源民族主义的重灾区。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通过修改矿业法、新设税费等强化对本国资源控制。2022年，加拿大发布《命令外国公司剥离对加拿大关键矿产公司投资的公告》，三家中资企业被要求撤出对加拿大锂矿投资。
新一轮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给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走出去”企业应立足新形势，着力提高海外投资效率，有效规避海外投资风险，推动我国海外投资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第一，优化海外投资布局，提高海外投资效率。过去我国海外投资集中在资源能源领域和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业，虽然海外投资规模快速上升，但投资效率不高。未来，我国“走出去”企业应立足科技创新，加码技术研发，积极努力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前端环节。根据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按照产业结构由低到高的演变趋势，逐步将已不具有竞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制造业向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转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本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国际分工参与水平。要加大对拥有世界领先科技的发达国家的技术获取型投资，通过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丰富的研发资源和东道国向母国的技术外溢。
第二，筑牢风险防控网络，完善风险评估预警体系。在全球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增加的背景下，我国“走出去”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应对潜在的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对东道国外商投资政策、金融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状况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尽可能降低投资风险。企业需完善海外投资的风险管控制度设计，健全投前、投中、投后阶段管控流程，加大对海外项目风险管控和投资效益的考核。政府部门应牵头建立国家风险数据库和国家风险评估预警体系，帮助“走出去”企业抵御东道国系统性风险冲击。要在抓好海外投资项目事前监管的同时，加大事中、事后的监管，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要完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保护体系，进一步推动健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加大海外投资保险的支持力度，保障企业境外投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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