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顿与安妮· 凯斯合著的“Ris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idlife among White Non-Hispanic Americans in the 21st Century”一文中首次提出“ 绝 望 的 死 亡 ” ，描述了“美国中年白人死亡率长期下降趋势逆转，尤其是在那些没有四年制大学学历的人中死亡率逆势上升”背后的残酷事实。自2015年11月刊发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后，这篇论文的舆论风暴一度超出了彼时仍在进行的迪顿诺贝尔奖获奖宣传一个数量级。2020年，两人进一步出版《美国怎么了》一书，对“绝望的死亡”做了更为透彻的分析。

本文完整版即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0期。


“不平等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高级学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经济学和国际事务荣休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说，“导致不公平的并非不平等本身，而是造成这种不平等的过程”，“除非能够对导致不平等的过程和制度进行改革，否则我们将很难改善当前的不平等状况”。

近年来，迪顿致力于探寻不平等、公平、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他是率先跳出“经济学即在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分配稀缺资源”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思路的经济学家之一。通过综合调用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迪顿尝试锚定并解决一个个社会不公问题：超乎想象的大流行病、不受控制的气候变化、停滞的全球化、难以弥合的贫富差距、影响深重的种族问题、美国近乎灾难的“绝望的死亡”……在他看来，“每解决一个问题都将使我们更接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2015年，凭借在消费、贫穷与福利领域广泛而卓越的研究贡献，迪顿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迪顿从未担任过与政策制定相关的职务，但他研究的主题几乎总是与政策相关。

迪顿曾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负责收集数据并提出政策建议的国际组织合作，曾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几个小组的成员，研究包括贫困、物价和死亡率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迪顿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还是盖洛普组织资深科学家、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他著有《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理解消费》《家庭调查分析》《逃离不平等》《美国怎么了》《美国的经济问题》等影响颇深的图书。

迪顿的人生伴侣安妮·凯斯（Anne Case）是普林斯顿大学1886年亚历山大·斯图尔特经济学和公共事务荣休教授。2015年，两人共同发表了“Ris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idlife among White Non-Hispanic American s in the 21st Century”一文，其关于美国中年白人“绝望的死亡”的论述引发了一场持久的政治辩论。2023年，两人在论文基础上进一步出版了《美国怎么了》一书，对“绝望的死亡”和资本主义的未来做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与批判。

今天，年近八旬的迪顿仍奋斗在一线，反思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作用，探寻人类的希望与未来。

理解消费：微观个体的力量

在学术生涯前半段，迪顿专注于消费、收入与贫困测量研究。

通常，当政府需要提高对某一消费品的增值税，或对一个特定群体降低所得税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确保知道这样的改革将如何影响公众对各种商品的消费取舍，以及各个社会群体在这次政府行为中的得失。因此，要设计促进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首先要洞悉个人的消费选择。

在迪顿之前，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研究都基于“代表性消费者”的概念，采用人均收入作为衡量家庭福利的标准，并依此制定福利政策。迪顿对此保持怀疑。他在研究中“将详细的个人选择和总体结果联系起来”，提出并尝试解决了三个核心问题：消费者如何将他们的支出分配给不同的商品？社会收入中有多少被花掉了，有多少被储蓄了？如何更好地衡量和分析福利和贫困？

1980年，迪顿与约翰·米尔鲍尔发表了题为“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的论文，正式提出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IDS）。AIDS首次解决了“个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对不同商品如何分配消费”的问题，提出多年后，仍被广泛用于构建价格指数、估计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比较不同时空内生活水平。迪顿关于消费的理解还打破了过往宏观经济学研究者过分依赖汇总数据的研究定式。传统的“代表性消费者”理论认为，人们的消费随着社会总收入或平均收入的变化而变化。迪顿通过数据检验发现：在实际中，居民消费对收入冲击的反应表现得过于平滑，消费并未像理论所预测那样随着收入变化而同步变化。此即著名的“迪顿悖论”（Deaton Paradox）。

迪顿指出，解决这一悖论——以及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数据——的关键是研究个人的收入和消费（他们的收入波动方式与平均收入完全不同），通过确定个人消费水平如何随个人收入水平变化，再予以加总去找到社会总消费数据。迪顿的这一研究方法——不仅是研究总体变量的特征，也应研究单个经济主体之间的总平衡分布——对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97年，迪顿在《家庭调查分析》一书中系统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方法。他认为家庭调查能够可靠地提供各种受政策影响的经济变量信息，而且可以利用家庭消费水平的可靠衡量标准来辨别经济发展背后的机制。“迪顿对家庭调查的关注有助于将发展经济学从基于汇总数据的理论领域转变为基于详细个人数据的经验领域。”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迪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新闻中写道。

逃离不平等：关于幸福的叙事

金钱能买到幸福吗？由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提出的“伊斯特林悖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时，继续增长将不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提升幸福感。

迪顿的研究却表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持续增加，没有出现任何拐点或上限。

迪顿用两类指标来衡量幸福：情绪幸福感（Emotional Well-being），是指个人日常经历的情感品质，如快乐、焦虑、悲伤和愤怒等；生活满意度（Life Evaluation），是指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看法，如对收入、教育的满意度等。迪顿曾联合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对超过45万份盖洛普健康幸福指数调查问卷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美国人的情绪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收入达到每年约7.5万美元后，收入再增加也不会提高幸福感，但更高的收入仍将继续改善个人的生活评估。简言之：高收入可以买到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但不能买到情绪幸福感。

迪顿坦承，用幸福感的衡量标准来评估人类福利和指导政策很难，“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提高那些已经非常幸福的人所体验到的幸福感是一个合理的政策目标。减少痛苦的政策目标可能会引起较少的反对意见”。

正因为低收入与低生活评价和低情绪幸福感有关，“关注那些仍身处困境等待一场生存大逃亡的人”非常重要。2013年，迪顿《逃离不平等》一书出版，他将该书的核心概括为“对幸福的评价”。

在书中，迪顿借由父辈的经历——迪顿的父亲从一名挖煤工人“幸运”地转变为一名排水工程师，将两名子女成功培养成教师（迪顿与其妹妹为家族史上有且仅有的两名大学生），自己安度晚年活到90高龄——讲述了一个人如何摆脱贫困与早逝，如何改善自身生活质量，以及应该如何让更多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故事。

迪顿认为，人类社会进步中的许多宏伟篇章，都给世界留下了不平等的隐患。比如，“18—19世纪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启动了经济增长的引擎，使得亿万人摆脱了物质匮乏的困境；但工业革命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大分流’：英国以及稍后的西北欧和北美，与世界的其他地区分化开来，并制造出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巨大的鸿沟，至今仍未消弭”。

发展导致了不平等，而不平等问题又很容易被增长所带来的繁荣所掩盖。迪顿对此不无担心，“当经济增长迟缓之时，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老人与年轻人之间、华尔街与普通民众之间、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以及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党之间，将利益冲突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