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刘伟。刘伟教授从1978年2月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新生进入北大经济系读书开始，成为厉以宁先生的学生，聆听大师教诲，到现在已整整45年。文中，刘伟教授用学术研究、日常生活等五个侧面还原一个思想独立、锐意改革、充满爱心的老师形象，向一代宗师致哀，同时向一个时代致敬。

“厉先生把他学术生命中最成熟最具创造性的年华，奉献给了改革开放事业。”

文章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6期。



2023年2月27日，是个星期一。中午接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副校长董志勇教授的微信，告知接到协和医院的通知，厉先生已经进入弥留状态。我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整个下午总是安静不下来，不断地翻看手机，看有无奇迹发生。到了晚上，先后接到北大校办李铄秘书和志勇的信息，告知厉先生已于19点31分仙逝。2021年、2022年两年春节，我和我爱人一起去看望厉先生夫人何老师时，都说起，待厉先生回来后，再去看望他老人家。今年春节因为在外地，没能去看望何老师，在电话里又说到厉先生会康复，待回京后去拜访。没想到，说走就真的走了，心里真难过，不胜哀痛！隔天3月1日，经志强联系，我们夫妇一道去厉先生家，给厉先生灵位上香，哀悼厉先生，同时看望何老师。在厉先生家书房临时布置的灵堂里，站在厉先生遗像前，我久久地凝视着，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从1978年2月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新生进入北大经济系读书开始，作为厉先生的学生，后留校任教又在厉先生身边工作，直到2015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之后仍经常参加厉先生主持的活动，聆听厉先生教诲，到现在已整整45年。心里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能深深地鞠躬、默默地说道：谢谢您！那天，我们77级班上的于吉和毕井泉两位同学也在场。稍后，他们在同学群里发了条信息，提出以北大经济系77级名义给厉先生敬献花圈，以寄托我们的哀思！我们是在向一代宗师致哀，也是向一个时代致敬。

学识渊博

厉先生学术思想的系统介绍已有学者做过很好的工作，我不去更多重复了，我想说的是厉先生在经济学领域涉及的学科范围之广，对各学科和学派认识之深，是少见的。我入大学读书期间，厉先生是在北大经济系外国经济思想史（含西方经济学）专业（教研室），给我们讲授的课程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后来在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厉先生又开设了比较经济史课程。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虽然有联系但的确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而且要讲好都需要深厚的功力。厉先生的课在当时的北大是最受欢迎的。待我硕士毕业留校任教时，厉先生又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课程，而且还曾给研究生主讲过《资本论》课程，都是最有吸引力的课堂，大跨度的融会贯通，所以厉先生的课让我“听得来、学不来”。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术界对国外学术情况了解不够充分深入，在大学的讲坛上，学习西方经济学也没有规范的讲义，我们在读书时甚至还没有一部正式出版的教材，用的是打印出来的专题性介绍材料，而整个社会却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有着学习和了解的强烈需要。于是，陈岱孙、于光远等先生发起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邀请并集合全国研究和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在北京举办公开专题讲坛，就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分支、主要流派设定不同专题，邀请在这一专题上有研究和教学造诣的学者主讲。其中厉先生主讲的题目不仅数量最多，而且跨度最大，涉及多学科的主题。这一系列讲座后来由出版社结集出版（共四个分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记得北大教授周其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这套讲座集对他及周边的同代人产生的重要影响；甚至有许多人把这一系列讲座及结集作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启蒙课程和教科书。后来，于光远先生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及此事，记得他还特别提到，当时在分配主讲任务时，有些题目国内学者大多不了解，分配不下去，光远先生便强行派活，说：没有人认领的题目统统由厉以宁承担。除涉及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领域外，还涉及到诸如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多个分支领域，这既是厉先生在那个系列讲座中成为主讲最多的老师的直接原因，也是光远先生对当时年富力强的厉先生的学术信任。

思想睿智

“北大是常为新的”，这首先是建立在北大拥有一批具有思想创新引领的先生。厉先生在北大是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厉先生曾获得北大首届蔡元培奖，就是对其教学成就的充分肯定。厉先生的课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并不在于厉先生口才多么好，更不是“妙口生花”。厉先生讲课的语言中规中矩，甚至有时有点口吃，但由于厉先生的课有思想的魅力，所讲内容逻辑严谨、思想深邃、要领精到、引人思考，因而在课堂上的思想交汇令人神往。而思想性的基础则首先在于对已有知识的深入系统准确掌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独立的“批判”才真正有魅力，才能切实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我的77级同学何小锋教授曾同我谈起他之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初读本科期间对“劳务价值论”展开研究，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课堂上听了厉先生关于劳动价值论观点的讲授之后产生了新的想法，后来写成论文发表在《经济研究》上，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厉先生关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不仅功力深厚，而且思想启迪性突出。比如，“英国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等等。在大量的资料批判基础上，往往能够提出很好的问题，而不是一般地弄清经济史和思想史过程。他在1964年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一篇关于美国经济学边疆学派的论文，对美国制度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弹性之所以较强的分析，我在近期写作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文章时，仍由此获得了重要启示。特别是厉先生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方法、体系、观点等各方面全方位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发展对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提出了深刻的挑战，厉先生在北大另辟新径，开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记得开始是选修性质的公开课，教室在一教，由于事先对选修人数估计不足，结果多次更换教室，最后调整到一教二楼大阶梯教室。一位常年主讲外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的教授开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在当时还是很轰动的。来听课的除北大学生外，还有校外许多学生和研究者，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对此也很关注，不仅预约了这部讲义的出版，而且在开设课程伊始，就委派了一位资深编辑随堂听课。厉先生请我和孙来祥老师作为助教，随堂听讲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答疑及教务工作，使我获得了系统学习厉先生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难得机会。后来我和孙来祥等还陪同厉先生利用寒暑假时间，受邀到各地去举办专题讲座。一块儿去的还有北大出版社的彭松建老师、海淀教育局的刘天申老师、当时刚留校任教不久的平新乔老师等。厉先生主讲，我们分别承担部分内容，印象里去过哈尔滨、青岛等。后来为了适应教学需要，我和孙来祥老师在厉先生指导下，根据厉先生的相关思想，由厉先生审定，编写了一本简编本教材，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也发表了我和孙来祥联名写的关于厉先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评论文章（1988年)。在这一过程中，使我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解从新的角度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对厉先生的睿智思想有了深切感受。

辛勤耕耘

厉先生真的可以说是著述等身，除承担大量教学任务外，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多门课程，厉先生还兼任行政职务。开始是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主任，后作为始创院长，把国民经济管理系发展为著名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从初期北大四院里的一间办公室（早年间是四院里锅炉间和水房）成长为北大校园里目前光华的一派气象，花费了大量心血。同时，厉先生还是著名社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相关委员会中的要职，也要占用许多时间。但厉先生总有新作不断，除学术论文外，持续出版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同厉先生在一起开会或与厉先生并何师母一同家庭聚会时，厉先生每每有新著送给大家。而且每次送我的新作，厉先生都端端正正写上“送刘伟、李庆华贤伉俪惠存”的字样，不能不让人惊叹。

我曾问过厉先生，哪有时间写下这么多著述？厉先生说他有诀窍，就是每天坚持写作，或长或短、或多或少，而且大多是早晨起早写作，因为清晨脑子清楚，尤其是没人打扰，可以自己掌握。陪厉先生出外地讲学、调研，常常在早餐时，厉先生已经写完几页大稿纸了。他鼓励我不妨试试，天天坚持写点文字，哪怕千八百字，日积月累下来就很可观了。厉先生的诀窍和鼓励对我影响很深，我后来虽难以坚持天天晨写，但的确养成了持之以恒的读书写作习惯，久而久之，每天不读或写点文字似乎对不起时光，有种欠债感和内疚感，因为前面有厉先生，高山仰止。

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