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伴随人类发展历史反复出现。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19世纪全球多次爆发的霍乱、20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都曾经造成数千万人死亡；进入21世纪，人类也曾经历过2003年中国非典、2009年美国甲型H1N1流感、2014年西非国家的埃博拉病毒、2015年巴西寨卡病毒等流行病的传播。可见，流行病没有国家、种族、宗教的限制，可能发生在某些地区，也可能是全球性的大流行，学会与流行病共存并有效应对是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直面的问题。

　　流行病防疫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治理和运作机制的问题。受制于医疗体系、公共卫生系统及政府管理水平的限制，早期人类面对流行病更多只能被动等待疫情的结束，例如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持续了七年时间，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而霍乱则在百年间反复爆发七次。进入现代社会，人类在应对疫情时更加积极主动作为，医疗科学快速发展使得疫苗研发速度不断提升；公共卫生体系有效运转集中收治病患阻断二次传播；而政府则需要发挥更重要的社会治理职能，出台应急管理措施把疫情传播控制在最小范围、在危机模式下调配资源有效投入、保持疫情信息的透明全面、在防控疫情的同时保证正常的社会运转，最终组织公众共同成功抗击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初看与2003年非典十分类似，但是由于其传播能力强、潜伏期长使得疫情防控难度成倍数增长，武汉迅速采取了“封城”措施，最大限度阻断疫情在中国的爆发式增长，封城之后两个月疫情在中国得到了初步的有效控制，今天回头看，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抗击疫情的一次伟大探索。隔离人员和货物阻断流行疾病的传播可以追溯到14世纪欧洲黑死病时期，“封城”作为一种物理隔离手段，在人类抗击疫情的历史上并不少见。十七世纪英国伊姆村爆发鼠疫选择了“封村”，尽管最终四分之三的村民死亡，但却阻碍了鼠疫向周边的大城市传播。中国近代史上也有类似的防疫措施，1910年位于东北哈尔滨道外区的傅家店爆发鼠疫进行封城，最终疫情被控制住并逐渐消失。还有一种隔离是反向的，主要是限制外部流入的人口来保证本地居民的不被传染。“隔离”是对抗流行病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过去的“封城”一般是针对疫情大面积爆发的“疫区”进行被动封锁，伴随社会的进步发展、区域之间的联络更加密切，现在人们应对疫情更多采取一些人口流动限制措施，全面“封城”已经较为少见。

　　武汉，一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都市，地处中国腹部的核心交通枢纽选择“封城”，可以说是人类对抗流行病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除了必要的物资运输，武汉全面阻断了与外部的连接，并暂停市内公共交通、关闭娱乐场所、禁止公众集会，最大幅度限制疫情的传播。与历史上应对疫情的封城不同，武汉“封城”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一种主动的应对，在封城的同时城市医疗卫生体系经受医疗资源挤兑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高速运转，居民防控行为与日常生活在巨大冲击下从茫然无序逐步走向高效组织。武汉迅速行动，十天时间火神山、雷神山两座专门医院拔地而起，11座方舱医院枕戈待旦。疫情初期，面临复杂未知的病毒和防护物资的短缺，武汉市6万多医务工作者逆行而上，甚至奉献生命；民警、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基层干部坚守岗位，织密社区防线；企业单位自发行动做外卖、送补给；年轻的志愿者积极行动，维护武汉人民正常的生活物资采购秩序和日常生活。武汉“封城”展现出了令世人动容的勇敢与大爱，也让一句话被反复印证：没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4月8日零时起，武汉按照计划结束78天的封城，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解除，有序恢复对外交通，这是武汉和湖北“抗疫”斗争的伟大胜利。根据一份来自15家全球顶级研究机构的22位科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结果显示，武汉出行禁令将其他城市的疫情暴发时间平均推迟2.91天，让中国新冠肺炎感染者减少了七十多万人，对疫情的遏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封城”初期，很多人对这一略显“极端”的防控手段表示了非常多的不理解，但最终人们发现面对传染性极强的新型冠状病毒，武汉的选择是行之有效且十分正确的。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发展，全球逾60个国家或地区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部分国家和地区也采取了“封国”“封城”的措施，“武汉行动模式”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认可。3月10日，欧洲疫情爆发最早的意大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封城禁令，之后西班牙、德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印度也相继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城、封国或居家禁令。可以说，武汉“封城”为世界应对疫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重要的参考经验，这将成为人类对抗流行病史上值得深入总结的一页。
 

　　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爆发，使得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活动减缓，为控制疫情传播，各国采取的行动限制措施极大的冲击了社会消费、生产和贸易活动。包括IMF在内的一些机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或将出现负增长，衰退程度或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流行病的爆发发无一例外会使得爆发地经济受到冲击，如果是全球范围内的疫情将产生更大影响。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一份评估显示，1957年亚洲流感与1918年西班牙流感拖累全球经济分别2个及4.8个百分点；2003年非典则拖累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回落2个百分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大多是一次性冲击，特别是在消费和贸易领域冲击更为显著，但是影响程度与疫情所处国家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周期阶段有较大的关系。例如2012年和2015年沙特与韩国分别爆发了MERS疫情，拖累当地经济，但是由于韩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疫情爆发后韩国出口增速下滑近10个百分点，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冲击也更为显著。又比如，2009年美国H1N1流感爆发，但全球经济正处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修复期，疫情只是拖累了经济恢复的速度，但并没有造成经济增速的二次下探。

　　为有效抑制新冠疫情传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2020年1-2月，中国投资增速下降24.5%，社零增速下降20.5%，工业增速下降13.5%，均达到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国家统一动员下的经济暂停最终使得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极好的控制，为之后经济生产活动的有序恢复创造了条件。武汉封城三周之后武汉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即触及拐点，3月18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首次为0，新增疑似病例连续为0，实现“双零”新增，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重点也逐步转变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社会生活生产工作高效有序的恢复。3月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复岗率分别达到98.6%和89.9%，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工业大省已基本全部开工。在内部生产恢复的同时，中国也参与到了全球的疫情防控中，帮助海外国家生产疫情防控相关医疗物资。

　　一般而言，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多表现为一次性冲击，伴随着疫情结束，经济生产活动能够较快恢复，但是对于当下中国，仍然需要密切关注疫情在全球范围的发展情况及对经济产生的持续、多次冲击。一方面，当前疫情在海外依然处在快速爆发期，截至4月3日，全球除中国外确诊病例已达到100万人，尽管中国已采取了入境管制，但仍有新增外部输入病例的出现，因此对于全球疫情的变化情况要持续跟踪，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防止国内疫情的二次爆发；另一方面，海外较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多在3月下旬陆续出台，但相关措施出台前疫情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爆发，按照累计确诊病例200人作为疫情的爆发时间，1月20日中国进入爆发期[1]，23日即宣布武汉封城；而意大利在2月24日累计确诊人数达到200以上进入疫情爆发期，直至3月9日才开始封国，目前累计确诊病例已达11.5万人，4月3日新增确诊病例仍有4585人。疫情严重的海外国家在二季度或将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冲击，并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可避免的外需拖累与二次冲击。

　　另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是，在全球化互联更加紧密的当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仅限于一国的生产和消费，其对于产业链的影响更可能产生全球化之下的共振。有流行病学家研究欧洲历史上的传染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发现当时欧洲铁路的公里历程数和每一次流行病带来的损失关联度非常大。现在，全球产业链的高度融合和紧密联系将使得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更加多维化。2019年WTO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是当前全球贸易价值链网络五大核心国，这些国家正面临严重的疫情影响，而现在全球范围的封锁及交通运输限制，使得疫情对全球生产链条造成严重影响。疫情正在揭示极端尾部风险下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也使得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声音和零和思维，一些发达国家表示疫情将加速制造业的回流，疫情结束之后要弥补和完善本国或者区域化的产业链，减少国别依赖。过去，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红利，作为“世界工厂”全球产业链稳定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现在，中国需要摒弃偏见，积极促进全球产业链的继续深化，但与此同时全面梳理中国参与世界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提升国内产业链的完整性，布局区域化的产业链体系，也需要作为后备方案进行探讨与准备。
 

　　两个月的停摆之后武汉已经按下重启键，企业陆续复工复产、居民生活逐步恢复、重大工程项目成功重启。在封城防疫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暴露出一些城市治理建设的问题需要得到修正，同时疫情并不能动摇武汉长期发展的根基与趋势，应当看到在疫情之前武汉正处在一条健康发展且局势良好的发展道路上，疫情之后，武汉应该抓住灾难带来的思考与变革机遇，加速开启新的城市腾飞进程。

　　对于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需要全面反思并有效纠正。拥有27座三甲医院的武汉被称为“中部医都”，但其强大的医疗系统在新冠疫情难以预料的冲击下一度接近崩溃，在疫情初期，医疗资源的集中调配、物资运输、外部联络方面出现的诸多问题，实际反应了城市应急管理机制和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不足。一方面，武汉需要对现有医疗体系进行梳理升级，增加感染科和重症科的建设投入，升级基层医疗设备及医务水平，构建以医联体为主的分级诊疗体系；另一方面，武汉应该在现代化城市管理、应急响应机制建设过程中，加强大数据、云计算、数据库和物联网的投入，升级数字化城市现代管理体系。此外，疫情过后居民生活卫生习惯的转型、现代城市农贸市场的改造、城市农民工融入城市及贫困群体的生活保障体系建设也需要及时予以重视，防止疫情之后的次生冲击发生。

　　尽管疫情对武汉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并不改变武汉长期发展的核心优势与趋势。九省通衢的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重镇，坐拥区位优势使得武汉能够在长江经济带和“中部崛起”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经济重启之后武汉应充分互联互通，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格局，并适当兼顾周边中小城市的生活生产恢复情况，提升武汉在长江中下游城市群中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工业城市，洋务运动时期的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就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目前武汉在全国25大工业城市中位居第八，2019年武汉市政府推出了《关于推进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重点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光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大健康产业、数字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智能制造及高端装备产业、新能源与新材料产业八大重点产业，将成为未来武汉腾飞的重要抓手。疫情之后，远程医疗、线上教育、线上办公等新兴产业也可以与武汉当下的重点产业结合，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发展创新。2019年武汉共有84所大学，本专科及研究生人数超过百万，是世界最大的大学城之一，庞大的科教体系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核心潜力，此次武汉抗击疫情过程中，武汉各高效的校友组织发挥着十分活跃的作用，但过去毕业生毕业留汉的比例却不高，未来盘活高质量的科教资源是武汉发展的重要条件，需要通过创造多元化的就业机会、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就业政策、打造更温暖的城市氛围留住人才、留住城市发展未来。

　　武汉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自我牺牲精神和大局意识，在疫情结束后，武汉应该得到更多针对性的具体支持与关怀。在全国经济恢复进程中，武汉由于经济暂停运行的时间更长，在恢复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更为严峻，尽管目前国家出台了多项针对武汉及湖北的扶持措施，财政部正在研究财税支持湖北经济社会恢复的方案，或加大转移支付和税费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会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力度，通过支持企业来促进就业。但是武汉重启过程中依然面临许多结构性问题和隐性的障碍。两个月的封城使得武汉有可能迎来一波集中的中小企业破产潮、失业潮，制造业企业营收大幅下滑，资金链高度紧张、订单流失、产业链供应不足、招工困难的现象依然十分严峻，弱势群体短期难以复工或导致返贫人数增加，针对这一情况武汉需要更多针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和民生保障的支持政策，确保中小企业在疫情过后继续活下去，确保居民有能力正常生活工作，才能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真正重启。

　　除了有形的政策支持之外，对于武汉和湖北人民的人文关怀也十分重要。武汉人民坚强如斯，但是经历疫情所带来的生死别离、长期居家隔离、生产工作的暂停，不可避免会造成心理创痛，需要时间整理恢复，特别是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需要给予必要的心理疏导。在湖北除武汉解除封锁后，出现了一些“地域偏见”现象，甚至非湖北居住的湖北籍人员务工过程中也遭遇“逐客令”。有人说，疫情之后，判断一个城市或地区发展是否是个有价值观、有包容心、有发展潜力的城市或地区，有个简单的观察指标，就是看他们是如何对待湖北人、特别是武汉人。武汉为抗击疫情付出的努力应该被历史铭记和感谢，相信未来疫情导致的“地域偏见”会逐步减少，期待武汉人在各地会被温柔对待。

　　回顾历史，西班牙大流感虽然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烙印了伤痛，但最终却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逆全球化已现苗头的今天，新型冠状病毒或许被视为是上帝面对当今世界的隔绝、傲慢与偏见在武汉投下的一颗棋子。西方部分人从对武汉封城、东亚口罩的嘲讽到如今采取相同措施，疾病正在让人类重新思考包容多元与合作的价值。

　　究竟疫情之下，全球是走向相互指责，还是能够携手同行。事实上，疫情的全球扩散已经给出了答案，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唯有合作，人类才能免于灾难。这个意义上，武汉或许会成为促进全球化、促进人类抛弃偏见的楔子。期待武汉也会在经历疫情之后，大幅提升城市管理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不仅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上，而且从管理能力上，真正跻身世界级的大都市，带动中国的中部崛起和经济的腾飞。期待将来梳理与回顾经济发展的历史时，可以说，那一年遭受巨大疫情的武汉，引发了中国乃至全球对于经济发展与人类命运的深思，进而促成了武汉在新的环境下的重新崛起，以及中国与全球发展模式的矫正与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