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巴曙松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接受人民网强国论坛记者采访,把“脉”全球局势,研讨中国之策。巴曙松教授认为,“逆全球化”并不是简单的“去全球化”,应该将其理解为“全球化的重构”和局部的适应性调整。疫情所引发的经济“停摆”,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对于中国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也是一次发展的机遇。
巴曙松教授: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全球化推动产业国际分工,让各国相互依赖加深,也让部分国家“烦恼”。近期,受到疫情影响,美日等一些国家为了扩大国内就业,缓解产业空心化,维护全球价值链中的“链主”地位,提出将产业链回流国内,其逻辑明显有悖于国际分工的布局,受到舆论关注。
发达国家重大举动一向是国际经济动向的风向标。这股“逆向”操作是否意味着全球化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作为全球化的推动者,我国应该如何应对?
巴曙松教授就此接受人民网强国论坛记者采访,把“脉”全球局势,研讨中国之策。
意欲何为?并非退出全球经济体
巴曙松教授表示,从客观条件看,疫情爆发之后,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采取封锁边境、减少国际航班的防控措施,人流、物流的中断使得国际贸易体系严重受损。但是,如果仅仅考虑由于防控疫情所导致的生产、贸易活动暂缓,并不能对全球化造成持续的冲击。更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国际贸易流通受限,原本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变得碎片化,一些依赖跨国供应链的企业生产面临阶段性的供应中断,而局部又出现了民粹主义抬头,加快本国制造业回流。这些变化,才使得人们开始担心,疫情之后国际社会是否会进入更长周期的“去全球化”或者说“逆全球化”的阶段。
巴曙松教授表示,理解“逆全球化”首先要理解全球化产生的原因。简单来说,全球化通过各国之间的分工与交换,提升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益,而推动全球化的则是在此过程中可以享受效益提升的国家和群体。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又要付出相应的成本。
巴曙松教授表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实际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扩大本国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主导完成的。在全球化分工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阶层获益最多,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工厂,获取了一部分就业机会,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得到提高,但部分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国内失去就业岗位的社会群体不能及时得到本国政策的扶持,并迅速调整到新的就业岗位,所以产生了反对全球化的声音。
巴曙松教授认为,加上疫情的影响,“逆全球化”思潮可能会进一步扩散。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去全球化”,应该将其理解为“全球化的重构”和局部的适应性调整。因为在一部分国家和群体反对全球化的同时,依然有许多国家需要依赖全球化的社会大分工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反对全球化的国家也并不是要退出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规则的改变为本国发展争取更多利益,缓和前一阶段全球化中积累的矛盾。
对我有何影响?警惕“去中国化”
疫情所引发的经济“停摆”,逆全球化思潮泛起,这些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同时,这也是中国发展的一次机遇。
巴曙松教授认为,当前的“逆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挑战也是毋庸置疑的。中国需要充分梳理并正确把握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客观评估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适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趋势,并继续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程。要防止当前局部的逆全球化演变成“去中国化”的全球化。
巴曙松教授表示,在当前这种动荡的国际格局下,我们既看到有人试图推动“去中国化”,推动与中国的脱钩,但是也同样看到,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积极开拓中国市场,要通过扩大内需市场,把“去中国化”变成“去到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去积极开拓新的业务机会”的趋势。
由于中国在不同产业链中所处的供需角色有较大差异,其在“逆全球化”过程中受到的影响也会产生较大差异。巴曙松教授表示,对于不同的行业,我们需要进行客观的政策评估,针对性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整,在深化全球合作的同时,有效通过产业升级提升本国供给能力。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2020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