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对外开放的目标不同，开放的程度和水平也是不同的。在十四五规划之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2年，开放的主要内容是放松外贸管制和开放外商投资，从计划经济时代“互通有无，调节余缺”为目标的国家外贸垄断，逐渐转变为以调动外贸部门经营积极性、鼓励企业努力“出口创汇”、促进中国经济建设为目标的对外贸易。同时，1979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宣告了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此后，国务院又多次发布文件扩大地方政府自行审批外商投资的自主权，在税收方面给予了许多优惠和减免政策。外商直接投资逐渐从“允许”转变为“鼓励”。可以说，这一阶段对外开放刚刚开始，同时也是有限的。其主要措施是鼓励出口创汇，购置先进设备，引进资本和技术，目的是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第二阶段从1993年到2001年，开放主要是围绕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的目标进行的，特点是降低进口壁垒和鼓励外商投资。为此，1994年7月1日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行了人民币汇率并轨，以及人民币经常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取消了进出口指令性计划；降低了贸易壁垒，关税从近40%降为15%左右。国际贸易不仅仅鼓励出口，也开始扩大进口。从1994年开始，中国的外资政策做了进一步调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由区域性优惠政策导向变为市场导向，将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国有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和中低档住宅项目等领域向外资开放。这一阶段对外开放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是为了加快入世，另一个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产业结构。

　　第三阶段从2002年到2019年，对外开放的特点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逐渐融入世界经济，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外贸体制也进入了一个以WTO规则为基础进行全面改革的新阶段。中国不仅将关税进一步降到了12%（目前加权平均关税只有3.5%），在外商投资政策方面的总趋势是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稳定。根据入世承诺，中国不仅扩大了生产领域外商投资的范围，也开放了许多过去不允许外商投资的服务领域（如金融、通讯、零售等）。对于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政府开始实行国民待遇，取消对外商制定的不符合WTO的政策（如国产化要求、出口比例要求、技术转让要求等）。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开始走向国外，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这一阶段开放的范围和领域比较广阔，力度也比较大，一方面是入世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从入世中获得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中国消费者也通过扩大进口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从2020年开始，“十四五”规划启动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历史的新阶段。两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可以说从总体上诠释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含义。

　　具体来说，高水平的开放，首先意味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不仅仅在“自贸区”开放，整个国家要开放；不仅仅制造业要开放，金融、法律、医疗等服务业也要开放；不仅仅在具体做法上开放，还要在制度和体制层面上通过改革来保证这些开放。总而言之，在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中，开放要达到一个更高、更全面的水平。与以往主要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的目标不同，“高水平开放”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认同和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坚持多边主义的全球化；二是通过开放中国市场，让国际合作的各方获得利益。

　　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要原因也是两个。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目标变了。如果说，十八大以前，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追求自身的发展，努力打造小康社会，那么十八大以后，中央开始提出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更是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了宪法。由此可见，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再只是为了中国自己，而是为了世界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另一个原因是世界的环境变了。过去二十多年里，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抑制苏联的角度，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对中国比较友好，也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愿意对中国开放市场和进行投资。九十年代虽然苏联解体，但中国仍在积极改革，经济等各方面实力也都很弱，西方世界并没有把中国当成重要的竞争对手。本世纪初尤其是911以后的十几年中，美国把主要精力用于反恐战争，西方各国也忙于处理金融危机和债务问题，而中国却一直保持较高速度增长，综合实力成为世界第二。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不再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也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他们对中国的预期和要求都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在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方面更注重本国的利益。

　　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的选择也有两个：一是我行我素，不惜与世界各国经济脱钩；二是扩大开放，坚持改革，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毫无疑问，中国目前选择的是后者。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国内场合多次重申，“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们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的对外开放也要从早期的粗放和有限转变为“更大、更宽、更深”以及更规范的高水平。但是，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对我们自己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意义何在？

　　首先，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4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人民进入了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相对于人们的欲望而言，任何一国的资源都是稀缺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生产出本国人民所需要的所有商品和服务。通过外商投资和商品服务进口，可以大大增加多样性，弥补本国的不足。一般来说，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越需要扩大开放以满足人民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所有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高度开放的国家。随着中国逐渐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也需要高水平开放。

　　其次，有利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很大程度上是靠各国企业和科学家们的刻苦钻研和交流合作。中国过去40多年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外商投资和教育科研领域的国际交流。高水平对外开放，强调对规则的遵守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更广泛的国际科技合作和技术创新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政府对我们的“卡脖子”行为而否定开放对科技进步的作用，不能把不得已情况下的自力更生当成促进技术进步的最佳战略。

　　再次，有利于改善国际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近年来，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盛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政客正在掀起反华浪潮，大有推动一轮新冷战之势。除了美国为了维护世界霸权以外，多数西方国家更希望中国能够认同和遵循国际通用规则，更大规模地开放中国市场，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在反全球化的趋势中，中国逆势而行，推动以规则为基础和以互利为原则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必将吸引更多国家对华的投资和出口，有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利于缓解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关系，有利于粉碎美国新冷战的企图，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当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并非是一件易事，尤其在目前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盛行的国际形势下，势必面临很多挑战。挑战之一是如何深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政府对经济有强大的规划和调控能力，为此，西方各国认为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有各种类型的支持，中外企业之间存在不公平竞争，中国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因此，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竞争中性”的问题，也许是能否真正实现“更大、更宽、更深”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问题。

　　挑战之二是如何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如果中国实行“更大、更宽、更深”的开放，意味着将减少甚至取消对中国企业的各种特殊保护政策。面对全球跨国企业在同一规则下的竞争，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产品质量、法律意识等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挑战之三是如何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在目前政治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坚持“更大、更宽、更深”的开放政策？如何让跨国企业做到“政治中立”，不受政治的影响坚持国际合作？这些问题不仅是对政府的挑战，也是对外开放中民众需要很好处理的问题。

　　总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央提出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是一项有勇气的、有智慧的、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要真正落实这项措施，实现“更大、更宽、更深”的高水平开放，同样需要勇气和智慧，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