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性转折：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与国际竞争带来的外部压力叠加，使得发展模式、治理体系、风险结构均面临重大挑战。

来自全球的风险

第一，地缘政治冲突与国际竞争长期化。当前大国竞争成为全球主要矛盾，科技与产业链竞争正成为新主战场，地区冲突对全球经济、能源、粮食和供应链产生连锁冲击。

第二，供应链碎片化与产业链再配置风险。疫情与地缘冲突之后，国际供应链链条延长、成本上升，全球产业链呈现区域化、友岸化、多元化、技术封锁化趋势。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其产业链易受外部限制与重构冲击。

第三，科技“脱钩”与“卡脖子”风险。在高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若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外，可能导致高端产业链断裂、创新生态受限、产业升级受阻。

第四，全球金融体系波动与资本流动风险。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持续高利率以抗通胀，国际资本流动异常、美元强势、地缘货币竞争加剧，给依赖国际资本与外贸的经济体带来溢出风险。

第五，气候变化与资源、能源安全风险。极端天气频发、能源转型压力、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原材料供给等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国内风险：结构性与周期性挑战并存

在国际环境复杂演变的同时，我国国内也面临多重结构性风险。

第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预期弱化的“三重压力”。全球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导向型产业面临下行。内需若不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将承压。

第二，人口结构变化与人才／劳动力下降压力。根据联合国预测，中国老龄人口占比将显著提升。同时，工作年龄人口规模可能持续收缩，劳动供给、社会保障、养老负担、消费潜能等都将面临挑战。有研究指出，自2011 年达到峰值后，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劳动人口）规模已经呈下降趋势。随之而来的是抚养比、社会保障压力、劳动力供给与人才红利双重转换的不确定性。

第三，科技创新体系与产业升级中存在“短板”。尽管强调科技自立自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关键核心领域（如高端芯片、核心零部件、工业基础材料、先进制造装备等）仍存在“卡脖子”隐患。

第四，房地产及地方债务相关的金融／经济结构风险。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下降，房地产企业与居民负债高企。房地产相关贷款、地方债务、城投债等仍是金融体系潜在风险点，房地产结构性调整的平稳推进仍需审慎。

第五，区域发展与城乡结构性不平衡导致消费潜力受限。城乡发展差距显著，不仅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也抑制内需、消费、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结构性风险

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的结构性风险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韧性重塑的必要性：为何仅靠传统调控与单一领域防范难以应对？

面对如此复杂、系统性、交织性的风险，仅靠传统的周期性宏观调控或单一领域的风险防范（比如只加强金融监管、只推动产业升级）已经难以有效应对深层结构性矛盾的集中暴露。

构建高韧性体系：怎样通过制度与结构设计实现系统性风险“内生化”？

为了使风险管理不再是事后应对，而是制度化、机制化、嵌入式的体系，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制度化早期预警体系

构建跨部门、跨行业、跨层级的数据平台与情景分析系统，将经济运行、金融流动、供应链安全、资源能源、粮食、公共卫生等多领域信息纳入统一监测。

借助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模拟—推演—回溯”机制，使潜在风险在萌芽期就能被识别。将预警机制与财政预算、产业布局、重大项目审核、投资审批等制度安排结合，实现“提前纳入”“边建边控”。

结构优化 + 耦合弹性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