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央行发布《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注重平衡好短期和长期、稳增长和防风险、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货币政策转宽，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望加码，降准降息仍有空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导向延续，为经济持续复苏和银行资产质量带来积极支撑。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0期。


虽然中国内需疲弱且实际利率持续上升，但中国人民银行在2023年仅小幅下调了政策利率。7天OMO利率和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分别下调了20个/25个基点。自2023年年中以来，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下行。央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强调净息差下行是降息的制约因素。此外，发改委在最新的政策文件中表示：“在保持商业银行净息差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这与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有所不同：当央行大幅下调政策利率时，商业银行应能够通过下调存款利率来将净息差保持在合理水平。举例来说，2020年，在美联储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至接近零之后，美国银行业的平均净息差仍保持在3%左右。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人民银行温和降息的情况下，过去一年里平均存款利率反而有所上升。我们在本文中分析了导致中国银行系统净息差走低的主要因素，探讨了哪些措施有助于银行业保持稳健的盈利能力，以及净息差下行对货币政策和利率市场的启示。

银行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信贷投放以及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举例来说，银行贷款在整体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的占比超过了60%。此外，商业银行深入参与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展期和重组。这些银行还通过“白名单”机制帮助资金短缺的房地产开发商完成项目交付。信贷投放和化解金融风险都会消耗银行的资本缓冲。

净利润的可持续增长是银行补充资本的重要渠道，特别是核心一级资本。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银行盈利增长主要取决于净息差。这是因为利息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占比超过80%。如图1所示，贷款在银行资产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而存款则是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对于上市银行来说，约70%的利息收入来自银行贷款，而超过70%的利息支出用于支付存款利息。因此，存贷款定价和构成是银行净息差表现的主要决定因素。

银行资产回报率下降，但资金成本居高不下

从上市银行的财报数据来看，我们发现过去三年里银行的平均资金成本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同时平均资产回报率逐年下行（图3）。我们在下文重点介绍该趋势背后的三个潜在推动因素。

首先，存款定期化程度日益升高导致银行平均资金成本上升。由于消费者信心低迷和缺乏高收益投资产品，居民和企业更青睐收益率高且相对稳定的定期存款。2022/2023年新增定期存款占新增存款总额的82%/100%，而2018—2021年平均占比为79%。去年定期存款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平均上升了4.5个百分点，而活期存款的比重则下降了3个百分点（图4）。为了稳定净息差，人民银行通过存款利率自律机制引导定期存款利率下调。2023年，银行将各期限定期存款的挂牌利率平均下调了20—65个基点，但存款利率下调的幅度不足以降低平均资金成本。

其次，在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指引下，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导致高风险借款人所面临的风险溢价进一步压缩。由于政府持续致力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图5），银行贷款利率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各大报价行对最优质客户执行的贷款利率均值）之间的利差逐年下降。同时，小微企业贷款等普惠金融贷款占2023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40%（2020年占比20%）。尽管房价下跌、房地产相关风险上升，但政策放松也推动房贷利率显著降低。例如，去年8月人民银行宣布将人民币22万亿元存量房贷的利率下调73个基点。今年5月17日，人民银行还取消全国层面新增房贷利率的下限，引发各城市新一轮房贷利率下调。

最后，在信贷需求疲弱之际，政策驱动的增量信贷投放引发更激烈的银行存贷款市场竞争，使得平均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而平均存款利率进一步上升。随着政府敦促银行加快信贷投放以支撑经济，银行不得不通过降低利率来实现贷款强劲增长。由此增加的资金需求也令存款市场竞争加剧。尽管监管机构已多次指导银行下调存款利率，但银行对此仍持谨慎态度。大幅下调存款利率可能导致银行存款流向理财产品和基金。银行在贷款稳定增长和降低资金成本之间面临两难局面。

净息差下行压力更多集中于中小银行

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经常强调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主要是城商行/农商行）风险的重要性。“中小金融机构”所指代的银行是城商行和农商行，其中以小型商业银行为主。根据人民银行的定义，大型商业银行是指总资产超过人民币2万亿元的国有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中型商业银行是指总资产为3,000亿—2万亿元的银行，包括股份制银行和三大城商行。小型银行是指总资产低于3,000亿元的小型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农商行。

截至2023年底，中小银行总资产约为人民币110万亿元，占银行业总资产的28%。根据人民银行2023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评级，337家城商行和农商行被评为高风险机构，它们所持有的人民币6.6万亿元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6%。

小银行更容易受到盈利能力走弱和资本充足率约束的影响。图6显示，2019年以来城商行的净息差一直低于其他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小型银行）的不良贷款敞口远高于其他银行（图7），此外，2019年以来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远低于银行系统的平均水平。

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中资银行信贷收支表数据，我们认为大型银行与中小型银行之间表现分化背后存在三个潜在推动因素。

首先从资金来源来看，中小型银行对定期存款和同业资金（资金成本均高于活期存款）的依赖度较高，因此其资金成本高于大型银行。定期存款在中小型银行存款总额中约占比42%（在大型银行存款总额中占比33%；图8）。由于中小银行更难从央行获得流动性支持，它们比大型银行更依赖同业资金。2016—2017年，中小型银行高达15%的资金来自同业借入（大型银行为3%—4%）。

其次，中小型银行的贷款期限要比大型银行短得多。中长期贷款仅占中小型银行贷款总额的60%，比大型银行低15个百分点（图8）。银行通常对短期贷款收取较低的利率，而且不得不更频繁地寻找潜在借款人，因此营业成本更高。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中小型银行的盈利能力承压。

最后，城商行/农商行承担了较大比例的涉农贷款和小微普惠金融贷款。具体来说，尽管城商行/农商行的资产仅占银行系统总资产的28%，但其小微企业贷款余额高达人民币29万亿元（占小微企业贷款总额的44%）。

在低利率环境下保持银行盈利能力稳健的途径

在信贷需求疲软及房地产行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去杠杆的背景下，我们预计中国的利率水平将保持低位。随着通胀预期降至历史低点，中国的实际利率自2023年以来大幅上升。我们预计货币政策取向将维持宽松以遏制实际利率的上升。在当前的低利率环境下，降低有效贷款利率仍然是政策宽松的重点，因此稳定银行净息差的关键应当是降低银行的有效资金成本。

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成本下行应有助于银行稳定净息差。进一步深化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可建立存款利率与银行资产回报的联动机制，从而帮助银行更及时地调整存款利率。然而深化改革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从短期来看，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治理“资金空转”现象应该有助于恢复银行系统的有序竞争。比如近期监管方面禁止银行通过手工补息等方式高息揽储。结构性货币政策（如各种再贷款工具）和财政贴息（如政府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的举措）可以补偿银行对高风险客户的风险暴露，尤其是基本面较弱的小型银行。

对货币政策和市场利率的启示

我们研究了政策利率下调如何影响银行的资金成本和资产回报。具体来说，我们收集了上市银行年报和半年报的财务数据，来建立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我们把银行的平均资金成本和资产回报对政策利率（7天OMO利率）以及短期市场利率（R007）做回归分析，采用银行特征（如资本充足率和银行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我们将所有自变量滞后一期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如图9所示，政策利率每下调1个百分点将带来银行资产回报/资金成本下降0.9个/0.5个百分点。将短期市场利率和政策利率同时作为自变量后，我们发现短期市场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仍会将资金成本推升0.2个百分点，这可能是由于中小银行依赖同业资金。然而将政策利率变动作为控制变量后，短期市场利率对于资产回报来说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子样本分析表明，从政策利率下调向银行的资金成本和资产回报的传导自2020年以来减弱，可能的原因是：一是与“资金空转”相关的金融套利兴起；二是央行更多运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如降准和再贷款工具，进行政策调控。

参考文献 :

1. 陈国进，蒋晓宇，刘彦臻 & 赵向琴. (2021). 资产透明度, 监管套利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金融研究 , 489(3), 18-37

2. 纪敏，张翔，牛慕鸿 & 马骏 (2016). 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体系的传导 .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 .

3. Borio, C., Gambacorta, L., & Hofmann, B. (2017). The Influence of Monetary Policy on Bank Profitability.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1), 4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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