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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理查德·弗里曼：“工会的集体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市
弗里曼指出，工会自诞生以来就备受争议。许多经济学家把工会视作劳动力市场中的垄断组织，认为工会以牺牲未加入组织的劳动者的利益和经济效率为代价来提高工会成员的工资，是一个擅长花公众资金来扩展自身利益的组织。同时，也不乏观点认为工会能够产生良好的政治、经济效应，能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交流，可以保护工人免受管理层武断的决策影响。这两种相悖的观点背后，是双方对工会面孔的不同认识。
在过去许多年里，蓬勃发展的科技行业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美国劳工运动复兴的阻碍：亚马逊长期以来致力于反对组建工会，苹果公司拒绝向工会成员提供一系列新福利，谷歌被指控对组织起来的工人进行报复，等等。
2023年12月，科技巨头微软与美国最大的工会联合会AFL-CIO宣布达成史无前例的新合作关系。该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将工人的意见纳入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并培训工人适应该技术所需的技能。
“为像微软这样的科技公司和劳工之间找到新的合作方式是有可能的，甚至是建设性的和可取的，”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表示，“我们有机会创造新的成功，当我们这样做时，其他人很可能会很快效仿”。
微软这一举动似乎是对美国科技公司的“背叛”，但在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B. Freeman）眼里，这更像是终于“回到正轨”。
弗里曼是哈佛经济系Herbert Ascherman讲座教授，他被视为工会与劳工权利领域的开拓性研究者，位居IDEAS全球劳动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排名榜第4（截至2024年4月）。2006年，弗里曼获得了美国劳动经济学会颁发的明瑟终身成就奖。2007年，他被授予IZA劳动经济学奖。2011年，他被任命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弗朗西斯·珀金斯院士。2016年，他获得了全球股权组织(GEO)评委奖，以表彰其在促进全球员工持股方面的杰出贡献。同样在2016年，他被任命为美国经济学会的杰出会员，该奖项将弗里曼描述为“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劳动经济学家，几乎在该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多年来，弗里曼一直是国际上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劳动经济学家之一。他对工会作用、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平等和福利国家等的分析被认为对于理解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极具价值。他就经济政策问题提供咨询的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ILO）和欧盟等。
工会的两副面孔
研究工会是理解劳工市场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会最早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1886年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成立标志着现代工会开始形成，此后的百余年里，工会曲折发展并深刻参与到社会演变进程中。
上世纪下半叶，弗里曼对工会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其与哈佛大学同事詹姆斯·L.梅多夫（James L. Medoff）1986年合著的《工会是做什么的？》迄今多次再版，已成为这一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图书。在该书中，他们系统阐述了一个全面分析和理解工会对劳动市场影响的理论框架——“垄断者—代言人模型”（Monopoly–Collective Voice Model）。
弗里曼指出，工会自诞生以来就备受争议。许多经济学家把工会视作劳动力市场中的垄断组织，认为工会以牺牲未加入组织的劳动者的利益和经济效率为代价来提高工会成员的工资，是一个擅长花公众资金来扩展自身利益的组织。同时，也不乏观点认为工会能够产生良好的政治、经济效应，能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交流，可以保护工人免受管理层武断的决策影响。
这两种相悖的观点背后，是双方对工会面孔的不同认识。根据“垄断者—代言人模型”模型，工会有两幅面孔：
垄断面孔（The Monopoly Face），工会作为劳动力的垄断者，能够影响工资和就业水平。通过集体谈判，工会可能会提高工资水平，但这可能以降低就业量或增加失业为代价。这种垄断效果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率。
代言人/应答人面孔（The Collective Voice/Institutional Response），工会为工人提供了一个“集体声音”的渠道，使得工人能够表达对工作场所的不满，并推动管理层采取相应措施。通过这种集体发言权，工会能够减少工人流动，提高士气，并指出可能的管理改进，这些改进可能会为公司和工人带来净收益。
工会的垄断面孔和代言人/应答人面孔对经济产出的三个主要方面造成的不同影响，这三个方面是：国民产出的水平和构成（效率）、收入分配以及经济平等和政治自由的程度。针对每一个方面，工会的垄断面暗含着社会损失，而代言人/应答人一面则提供了潜在的社会收益。
弗里曼关于代言人面孔的论述受到了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研究的启发。
赫希曼是20世纪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在经典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中指出,社会有两个基本机制来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第一种是经典的市场进入—退出机制。当自身期望与实际社会条件有所差异时,个人通过自由选择或迁移决策作出反应。第二种调整手段是“商议”的政治性机制，“商议”是指通过直接沟通协调达成预期目标。
赫希曼举了一个社区教学质量的例子：假定在某一时点，由于某种原因，美国某社区的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开始下滑，则关注教育质量的家长就会相继将孩子转入私立学校。此类退出也许能驱动公立学校做出某些改进。但是，这种驱动力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如果没有私立学校这种选择，家长们就会想方设法寻求其他抗争方式，这样，也许驱动力更强，公立学校也将因此获益更多。
工会正是集体商议的工具，能够为劳工群体提供与管理层对话的工具。在弗里曼看来，“工会的集体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市场的运行,并进一步改变了劳动契约的性质。在没有工会的时候,进入—退出的机制是劳动力市场调整的主要形式。而对于‘边际工人’，即因雇佣条件的微小变化而可能离开或被吸引加入企业的那个员工,他的偏好情况则是企业进行员工调整的信号和诱因。企业主要对边际员工——一般来说抢手的年轻员工——的偏好作出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可以忽略某些离职员工的偏好。这些员工通常年龄较大,由于知识、技能、无法转移到其他企业的权利以及转换企业的成本等原因,市场流动性较差。相反在存在工会的情况下,工会在决定谈判的需求时充分考虑了所有工人的要求,因此即使很可能不会离开企业的员工的期望也可以被表达出来。”
《工会是做什么的？》出版后，引发了大量关于工会影响的实证研究。2004—2005年间，布鲁斯·考夫曼(Bruce Kaufman)和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t)组织了一场《工会是做什么的？》出版20周年回顾评论活动。他们委托了18位研究者根据该书出版以后的研究和历史事件,评价该书的发现和论据。回顾发现，20年间，工会研究的范围已经从最初的工资效应扩展到生产率和盈利能力、非工资效应以及工会影响员工和投资行为的各种间接渠道，研究基础也从美国的历史数据扩展到欧洲、新兴国家，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尽管工会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工会是做什么的?》一书中绝大部分的发现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观点涉及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福利收益、辞职和工人流动、利润率、工作满意度、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以及政治活动和结果等。该书的出版也鼓励了一种更加数据密集、方法上更加精细的工会研究新方法。
弗里曼还陆续研究了网络经济社会对工会建设的作用，并从在线培训、国际工会联合等方式探讨了如何推进工会的发展，他做出了许多对现代劳动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基础性贡献。2017年，IZA劳动经济学奖颁发给弗里曼，旨在表彰弗里曼在福利国家可持续性和工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方面的开创性工作。
美国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典范吗？
弗里曼非常注重从全球比较视角来研究劳动力市场问题。他坦言，“回看过去，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此书以《工会是做什么的？》为题，显露出了那种作为美国人的优越感……欧洲工会的经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发展中国家的工会经验同样也不能忽略”。
2000年，弗里曼在Is the U.S. Labor Market the Model for Advanced Countries? 一文中提出，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表现表明，美国或许拥有合适的制度和政策组合，足以成为新信息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巅峰。就就业和生产率而言，美国经济或许达到峰值（Peak Economy），但在分配方面却不是。如果不充分就业，美国经济将失去光泽。
为更好地研究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经济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弗里曼将研究对象从美国扩大到全球，持续探讨了德国、瑞典、韩国、中国、日本、阿根廷、秘鲁等国家和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差异。
2008年，弗里曼在经典论文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中记录了劳动制度的巨大跨国差异，并尝试用其解释各国经济表现的差异。弗里曼梳理了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的三种方式:改变激励机制，促进有效的商议，以及增加信息、沟通和信任。弗里曼指出，劳动制度的完善减少了收入不平等，但对其他经济结果(就业/失业)的影响并不明确。
“只有结合来自不同角度的见解和观察，我们才能够捕捉到制度的现实”，弗里曼表示。
成为一名社会观察家
通过关注重要的社会问题和趋势，弗里曼极大地扩展了现代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范围。
在早期职业生涯中，弗里曼常因《过度教育的美国人》(1976)一书备受批评。他研究了美国高等教育扩张时期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回报下降问题，认为当高等教育供给增加而又不能被劳动力市场吸纳时，很多毕业生被迫接受比自己教育水平低的工作。弗里曼提出在推进大学生就业方面，政府应该做好明确规划。
在Crime and the Labor Market（1982）一文中，弗里曼指出许多关于犯罪的研究都集中在制裁对犯罪的影响上，忽略了劳动力市场条件对犯罪的影响，事实上，劳动力市场条件与犯罪之间存在不容忽视的联系（劳动力市场失衡或会提升社会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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