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投资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英国经济学家、国际商务领域之父约翰·邓宁（John H.Dunning）根据对67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于1981年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该国人均GDP具有密切的关系。

邓宁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几乎为零；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较少；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而外资输入的规模同时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依然表现为负值，但绝对值有缩小的趋势；第四阶段，人均GDP超过4750美元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明显表现为正值并逐步扩大。

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据Dollar Times网站，1981年的1美元购买力相当于2023年的3.55美元，第三阶段的国家现阶段人均GDP应在0.71万—1.68万美元区间。中国2023年人均GDP8.94万元人民币（按当年平均汇率7.0467）换算为人均1.27万美元，处在第三阶段区间值的中上水平，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呈现双向进出的特点。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加入资本净流出国行列。近年来，虽然受到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变化影响而有所反复，但海外投资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UNCTAD发布的《2023年统计手册》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占总资本形成（GFCF，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的比例为2%，在各国家地区中排第19位，仅高于印度的1.5%，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7.5%和12.9%。这表明中国在对外投资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遭遇逆风，出现了区域化、分散化、碎片化的迹象，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供应链安全和价值链重组将继续深刻影响国际经济格局。面对这一客观趋势，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大力发展高质量对外投资。

第一，对外投资是开拓市场的客观要求。企业在开拓国外市场或扩大业务范围时，如果遇到贸易保护主义或其他市场准入壁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来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修正市场失效。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有国家提出供应链去风险化或者“中国+1”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提倡贸易投资友岸化近岸化，经贸活动目标逐步从经济效率提升转向兼顾安全保障。据UNCTAD研究显示，各国的投资政策从自由化便利化不断转向限制增加、审查扩大，2022年近一半的限制性投资措施涉及了国家安全，由于监管或政治担忧而撤回的大型并购数量达21笔，较上年增加三分之一，总价值增加了69%，达到700亿美元。面对这样的不利形势，决心出海的中国企业别无选择，必须积极应对，做好功课，吃透规则，趋利避害，通过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的有效合作，有效配置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

第二，加大对外投资力度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部分成熟产业产能对外转移，有助于减轻过剩产能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从近年来的FDI统计数据不难看出，外资对华投资中的制造业比重显著下降，但中国对外投资中的制造业比重不断上升。这符合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要素流动的重要形式和组成部分。经济体的新旧动能转换，离不开通过对外投资转移原有产业和产能。海外投资有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并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跃迁。

第三，高质量的对外投资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诚然，我国在部分领域中已处于领先地位，如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这出口新三件，专利申请及研发投入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领域还有明显优势，我们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远远高于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也表明中国通过对外投资以获取技术的需求仍然旺盛。在此情况下，中国企业必须继续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加强与跨国公司合作，通过跨境并购获取先进技术、国际品牌、管理经验，实现高质量的外循环。

第四，对外直接投资是应对供应链转移的重要手段。后疫情时代，发达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分散化来实现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可靠，传统上的资源禀赋、市场规模、营商环境、基础设施等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不难发现，近几年来与产业链重构相适应的跨境投资转移，首先是大型跨国公司（苹果公司最为典型）制定并执行供应链多元化战略，一边尝试让产业回流本国，一边促进友岸近岸外包；接着核心供应商跟进，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将产能转移至东盟南亚中东等地区；于是中间品及原物料供应商跟随转移，在采购商周边一定半径的空间内投资建厂。部分果链上的中国企业顺势而为，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办厂，既保住了核心供应商地位，又能够降低成本、实现过剩产能转移。

香港的优势与机遇

香港是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通道。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23年12月8日公布的香港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流入为3158亿港币，香港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流出为4694亿港币；在外来直接投资头寸（存量）中，中国内地直接投资47051亿港币，占比30%，仅次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48483亿港币，占比30.9%，居第2位。

香港在发挥内地与世界经济的链接作用上仍具有独特的优势，“一国两制”方针保障了香港的良好营商环境和经济竞争力。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和单独关税区，香港拥有便利的营商环境、完备的法律体制、自由的贸易政策、公平开放的资讯、低税率的简明税制、完善的金融及通信基础设施等便利因素。

从贸易视角来看，香港是传统上的自由港，地理位置优势明显，物流业发达成熟，贸易人才富集，接轨国际商务规则，总体交易成本低。香港货物贸易体量大，进口与出口大致相抵，体现出香港主要是转运地而并非商品原产地。从进出口及品类来看，香港转口（再出口）贸易占货物进出口贸易的47%，进口占货物进出口贸易的52%，“转口港”特征凸显。这使得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投资的首选之地。

从金融视角来看，香港是世界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与中国内地开设多个互通投资渠道，包括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及跨境理财通。内地的金融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离不开发挥香港的离岸金融中心作用。央行近日提出，下一步要继续完善跨境人民币相关政策和基础设施，积极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稳步发展，特别是要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枢纽地位。

从投资便利化角度看，香港拥有稳健透明的法律制度，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服务。香港的专业人士熟悉内地及海外市场的法律法规、商业文化，可以为内地企业借道出海投资提供金融、法律、审计、税务等方面的支持，以及尽职调查、国际认证检测、品牌策略等全方位商务服务。

从政策环境来看，香港正处于全力拼经济、谋发展、吸引企业、汇聚人才的阶段。香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特区政府提出，香港要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打造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深港河套科技创新极点，充分发掘产业空间、创新科技和人力资源潜力。这些政策措施，都为香港在中国海外投资中充分发挥节点枢纽作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莫言下岭便无难，一山放出一山拦。毋庸讳言，香港近年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新挑战、新问题，制造业空心化、金融市场震荡、部分专业人才外流等负面因素交织，对投资者的信心和资产配置产生了一些影响。为充分发挥香港在中国海外投资中的超级联系人作用，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建议。

吸引内地企业投资香港的高端制造业

香港制造业占GDP百分比早已降至个位数。2022年的制造业增速只有0.2%，规模为262.29亿港元，在香港GDP中的占比不足1%。反观以色列、新加坡等小型开放经济体，制造业比重超过20%，2022年制造业占比分别为21.4%和21.6%，远高于香港。制造业占比高，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鉴此，特区政府适时提出再工业化，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智能生产等创新科技，推动高附加值产业链落地发展。特首李家超提出，要吸引内地及国际大型企业在港设立研发及高端生产基地，鼓励科研成果转化落地。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也是香港重振经济的战略方向。

在发展制造业过程中，建议香港大力吸引内地的高端制造业投资。疫情后，全球经济回升乏力，出现产业回流及区域化势头，产业链协同效应在下降，客观上缩短了全球价值链。但不同行业的国际一体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在消费电子、汽车、机械制造等行业中，国际分工相对清晰，一体化程度较高，中间品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经济附加值。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几年，虽然部分成品产能转移到东盟南亚，但短期内的中间品采购尚无法去中国化。数据显示，全球进口中国中间品的份额从2012年的8.3%上升到2022年的17%，超过美国的11.5%。

据笔者与部分到东盟投资办厂的民营企业家交流，预计这一时间窗口大概为三年。中国必须抓住这一时间窗口，巩固关键材料、元器件、精密模具、专业设备等中间品制造中心的地位，打造中国企业主导的亚洲价值链，作为头雁恢复东亚经济的雁行序列。这将为香港带来难得的机遇。虽然香港土地、人工等生产要素成本较高，但新兴高端制造业具有柔性制造、按需生产的特点，利用好3D打印技术、原物料供给便利等优势，香港完全可以吸引内地企业投资于高端先进制造业。2021年，特区政府发布《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明确香港将在临近深圳的300平方公里区域规划建设“北部都会区”，开拓产业空间。这有利于香港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选定细分行业，布局小规模定制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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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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