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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食穷民》的主题是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作者在本书中树立了一个个鲜活而富有时代气息的人物形象,于细微之处再现了繁华世界和渺小个体的冲突:一方面是灯红酒绿、快速发展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是疲于工作、精神失常的市民,人成为了社会高速发展的消耗品。为了缓解这种内心的疲惫,被压抑者们采取了各种看似荒诞却合理的行为排遣内心的苦闷,借助金融工具进行不合理的消费活动就是其中的典型行为。该书虽然讲述的是日本故事,却能够让各国的读者感受到强烈的真实感和冲击感。从该书中,人们得以透视金融资源过度下沉造成的金融与社会风险,对于理解当代金融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完善金融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饱食穷民》中消费者非理性借贷的表现
淑子是斋藤茂男笔下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因为家庭经济能力得到了改善,淑子内心压抑已久的购物欲望逐渐膨胀。消费贷、信用贷等金融产品激发了她奢侈消费的冲动。由于丈夫忙于工作,淑子将购物视为填补内心空虚的一种手段。即便她的丈夫采取了没收存折、银行印鉴和信用卡的方式挽救堕入债务陷阱的妻子,淑子依然我行我素,一家人最后沦落到卖房抵债的惨况。
过度负债的问题不仅出现在家庭主妇身上,职场精英概莫能外。留美子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光鲜职员,夏威夷蜜月旅行的结婚开支耗光了她全部的积蓄。可是,全新的家居设备、高尔夫球具、貂皮大衣都被她视为生活必需品。尽管留美子把营造浪漫氛围、拉近夫妻关系当成花销的理由,但都无法掩盖她借贷消费成性的恶性。当初借贷七十万日元购买的貂皮大衣最后只能在典当行换到三万日元。后来,留美子被催债人员胁迫“以贷养贷”,这一切的源头只是留美子“想买个手包而已”的想法。
作者笔下小人物的借贷之举最初往往是为了缓解他们资金流动性紧张的问题。此时的借贷行为经过当事人的深思熟虑,有助于在满足个性化消费的同时平衡他们的个人开支和家庭开支、当下开支和未来开支。然而,受到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过度影响,一部分人放弃了量入为出的习惯。一旦消费者习惯了依靠借贷生活,他们就很难回到过去勤俭持家的生活模式。随着人物欲望逐渐膨胀,以及各种预期之外的因素出现——比如工资下滑、失业等——他们的负担越来越大。当债务积累到一定数额之后,他们便会陷入连利息都无法按时归还的窘境。原本理性的决策逐渐异化成不负责任的决断,金融工具放大了消费者非理性行为的后果。
因为记者身份的影响,斋藤茂男可能更习惯于记录而非分析,他没有在原文中阐述人们“饱食金融”(过度使用金融产品)却反受其苦的原因。
在金融机构与消费者的互动过程中,金融机构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却未能与时俱进地学习必要的金融知识并掌握相应能力。一方面,触手可及的金融资源丰富了人们的选择。如果消费者能够合理运用金融工具,实现良性的价值目标,那么这种债务就是罗伯特·席勒口中的“助益债务”(《金融与好的社会》,2012)。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债务超出了当事人的承受能力,最后它往往增加了当事人的负担,使当事人深陷于债务泥潭,造成生活中的各种痛苦。
20世纪80至9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后的尴尬期。经历了广场协议、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此时的日本看似强大,却远远不是部分妄想家书中描绘的那般宏伟气象。斋藤茂男在书中描绘的无处可逃的男人,或者是对技术应激的计算机程序员、患过食呕吐症的女人,他们都处在前述大环境之中。经济低迷造成了就业困难和收入下滑,物价上涨削弱了日本民众的幸福感。为了维持原有的繁荣景象和生活标准,信用卡、小微贷等金融工具成为了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经济困难时的应急选择。当杠杆无法继续升高,金融链条上承压能力较低的个人债务泡沫被率先戳破。这样,未能改变消费习惯的部分日本民众走向了借贷维持、以贷养贷的道路,酝酿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悲剧。
《饱食穷民》中部分金融机构过度营销的消极影响
为了达成信托公司的业绩目标,斋藤茂男笔下的健一不得不长期处于加班状态。公司新引进的电子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统计区域内各级公司完成任务的情况,无形之中构成了对所有下级机构的压力。由于监管者放开了混业经营的政策,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纷纷涉足证券业务,健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没有按时完成单位的业绩要求,整个团队和公司的排名都会受到牵连,健一不得已多次垫钱甚至贷款完成与日俱增的考核任务。他的贷款对象从银行扩展到信用卡公司和消费金融机构,债务规模也越来越大。
前述故事是金融机构过度逐利的一个缩影,意在说明对业绩和效率的过度追求已经对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造成了困扰。在麦金农和肖所倡导的金融深化的进程中,金融行业需要完成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转变,这客观上提升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当工作被抽象为一个又一个难以完成的业绩指标时,金融机构对工作人员应有的人文关怀被有意忽略,金融机构以盈利多少判断员工的成就高低,这种单一化的指标成为了当代金融机构的主流选择。
激烈的市场竞争使金融机构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压力,它们逐渐深入到本不看好的个人市场,向消费者推销不适格的金融产品。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向次级消费者推销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健一不愿意把“明眼人都能看出会亏钱的产品”推销给客户,但是迫于公司的业绩压力,还是会鼓励客户了解或购买。原著中另一位支部长佑二郎不得不干起上门访问、赠送礼盒之类的活动,可是效果不尽如人意。
如果说前述营销行为还在合规边缘地带,那么违法营销的行为在原作中也不少见。为多拿利息,小微贷款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意忽视留美子3万日元的需要,反而直接授予了她70万日元的信贷额度。留美子犹豫了,但是在对方贴心地说明她具有犹豫期、免息期和对家人保密的合同条件之后,留美子接受了贷款合同。当借贷人无法按时偿还债务,他们受到了催债人员的围堵和暴力催收,甚至其家人也会受到牵连。日本贷金业的发展具有高利率、多头借贷和暴力催收的矛盾,引发了大量极端事件和社会动荡,社会上兴起了“消金被害者运动”。在整个社会饱尝了消费者的血泪教训之后,2006年日本《贷金业法》迎来重大修订,从借贷资质、利率上限、催收规范等方面对小贷机构施加了严格的约束条件。这场消费者与小贷机构的博弈最终以监管者的强势介入而落下帷幕。
《饱食穷民》的启示
穷民一词是斋藤茂男笔下的形象化写法,它可以被解读为次级消费者。次级消费者是一个客观词而非贬义词。不论性别、收入和族群,所有消费者都理应享有参与金融发展和收益分配的权利,合理配置的金融资源能够帮助个体摆脱原生性贫困,实现自我追求的价值目标。然而,传统金融机构对于个人缺乏必要的关注,它们更愿意帮助大型企业。金融机构的商业决策无可厚非,但过度的金融排斥会加剧社会分裂,剥夺个体参与社会发展的机会,使他们陷入再生性贫困。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行业规章体系建设的法治路径研究》(20VHJ007)、厦门大学2023年研究生田野调查基金项目《我国行业规章的法理诠释及运行机制》(2023FG021)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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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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