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背景下的中国金融亟需解决的新问题 - 第十四期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金融亟需解决的新问题

过去，人们有多期望回到2019年，现在，人们就有多期望过好2023年及以后的时光。

金融，或许是人类最早发明出的“时光机”。金融史学家威廉·戈兹曼认为：人类文明的演进需要复杂的工具来管理有关时间和风险的经济问题，金融通过时间重新配置经济价值，并通过金融契约将时间维度中的内在风险暴露出来，在不同参与方之间进行分配，“金融技术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建造的时间机器”。

今天，如何妥善驾驭这一时光机变得愈发重要。

首先，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前，金融这一强大资源配置利器，已将不同经济体、不同种群和个体深度链入了一个复杂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对于早已习惯了全球化文明的我们，许多被忽视、超预期的问题正纷至沓来：地缘政治竞争趋紧、全球经济增长趋缓、人口结构老龄化趋深、社会财富分化趋显、环境可持续约束趋严……

为探究全球化倒退、地缘政治危机风险，《北大金融评论》专访了世界著名核战争、核文化专家——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休·古斯特森（Hugh Gusterson）。

古斯特森撰写了两本著名的核文化的书，一本是《核仪式：冷战末期的武器实验室》（Nuclear Rites: A Weapons Laborator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另外一本是《制弹人：美国核设施的肖像》（People of the Bomb: Portraits of America’s Nuclear Complex）。在采访中，古斯特森表示，核战略的基本追求就是核平衡。而平衡的条件只有一个：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即确保“相互毁灭”。这是一个“疯狂”的缩写，但是它又是高度理性的。它意味着，如果有国家先发制人核攻击，那么后发者在毁灭之前，能将先攻击者也毁灭掉，这样就会导致先发者根本不敢先动手，双方达成了纳什均衡式的核平衡。

事物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催生了平衡性需要，而金融发展的动力正是来源于人类对文明社会的需求以及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全球背景下的中国金融也需解决好自身的新问题——金融改革开放深化叠加金融科技浪潮，人民币国际化呼吁金融业全面开放，金融数字化转型持续迭代寻求更优方案，传统金融展业模式在创新中不断解构重构，科技金融监管需要新的思路与对策……

特别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过去受限于金融抑制，国民缺乏可供选择的全生命周期投资工具，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势必要思考如何发挥好“时光机”作用，助力国民统筹安排好全生命周期的教育、医疗、养老等人生大事。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效应对了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面临的各种复杂经济问题的挑战，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坦言：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定位之父”、战略定位大师、里斯战略定位咨询创始人艾·里斯（Al Ries）更是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艾·里斯被美国商业界誉为“传奇大师”，与巴菲特、乔布斯、德鲁克等一起入选权威媒体评选的“全球十大商业大师”，其代表定位理论入选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A）评选“营销名人堂”，该奖项被誉为营销界的诺贝尔奖。当地时间2022年10月7日，艾·里斯在美国亚特兰大家中辞世，享年95岁。小女儿劳拉·里斯（Laura Ries）是里斯战略定位咨询全球主席，是艾·里斯的长期事业伙伴。在这对传奇父女的带领下，他们的公司里斯咨询为苹果、IBM、宝洁、西南航空、三星等众多全球500强企业，以及茅台集团、长城汽车、王老吉等中国优质企业提供战略咨询服务，陪伴它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

2022年年末，劳拉·里斯接受了《北大金融评论》专访，她指出，对于一个公司来说，首先是需要勇气的，即接受改变的勇气；此外还必须要有耐心，因为一个品牌进入人们的脑海、占领人们的心智需要一段时间。可以说，勇气和耐心是定位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两件事。

事实上，勇气与耐心，于个人、于企业、于国家，都是应对不确定性极为重要的品质。当下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深刻把握现代金融的新理论与实践，以回应现在和未来、区域与区域、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多样需求。而中国的经验与探索兼具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下的金融新征程，将是一趟智与勇的新征程，中国金融终将通过探索出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来持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成，推动全球文明的再次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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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经济学讲席教授王鹏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周晶共同从宏观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剖析了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下的金融与高质量发展的共兴之路。他们指出，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可以促进资本积累，优化资本配置效率，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后两者也是提高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目标，不仅具有深刻的经济理论依据，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实践，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北大金融评论》上撰文探讨了长期以来，美国的“外部可持续性”（External Sustainability）和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问题。他指出，2021年美国的直接投资资产为11万亿美元，负债为14.8万亿美元，出现了3.8万亿美元净负债，但美国依然取得2797亿美元的投资收入顺差。总体来看，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回报率基本是外国在美直接投资回报率的2-3倍，这一投资收入顺差使美国作为净债务国却仍实现美元坚挺。但可以肯定，如果美国国债的利息率进一步上升，美国将难以维持投资收入顺差。（文章详见——余永定：美国逆差和净负债四十年，为什么没有拖垮美元？）

微众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李南青及合作者探讨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指引下，数字银行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践行金融科技的新使命。他认为，金融科技在助力科技自主可控方面已然有了不错的起步，对新型银行而言，尝试前沿金融科技技术的试错成本较低、速度敏捷且风险可控。当然，从点到面推广的挑战仍然非常巨大，根本原因在于对于客户规模较大且发展成熟的机构来讲，新老技术架构的迁移会面临较大的风险。

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陈诗一及合作者对气候投融资试点的重难点做了剖析，他们指出，气候投融资试点要着重破解五大难题：首先是破解气候投融资的边界难题，关键是处理好气候投融资与绿色金融的关系；其次是破解气候投融资的目标与任务难题，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间和部门间的协同关系；三是破解气候投融资的方法与工具难题，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四是破解气候投融资支持范围难题，关键是要处理好气候减缓投融资与气候适应投融资的关系；五是破解气候投融资的绿色低碳创新难题，关键是要处理好数字创新与绿色低碳创新之间的关系。

平安集团首席投资执行官邓斌分享了其对于“中国式”ESG投资的观察：基于中华文明的传统和现实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的ESG更加强调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者之间的均衡发展。在环境方面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社会方面重视“共同富裕，社会安全”；在治理方面要求企业追求利润的同时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实现和谐发展。以平安集团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对此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将自身发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大进程中，尽最大努力为中国特色的ESG发展贡献力量。（文章详见——邓斌：“中国式”ESG投资观察）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展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下的房地产市场，他指出，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框架下，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和房地产政策的逻辑转变必将对房地产金融带来深远的影响。首先，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将会被弱化。其次，土地财政的管理将迎来进一步的改革。第三，对于预售制，在中长期也需要重新审视其合理性。最后，在房地产金融领域，新的金融模式（如房地产信托基金）将会发展。

招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白海峰研究了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公募基金行业新征程。他表示，未来，差异化发展或是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的主旋律，金融科技实力和普惠功能或将成为公募基金核心竞争力之一。一方面，需积极推动数字化在基金公司全价值链的应用，打造新一代投研数字化系统，支持层出不穷的业务创新，解决投研中各类痛点。另一方面，基金营销的重点要转向投资者教育、精准营销、全程陪伴服务等方面，打通线上线下触点，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化转型，达到普惠效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屠新泉论述了数字化时代的中国金融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之路。未来，数字化将催生出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利益增长点，从而引发各国竞相追逐。发达国家将进一步利用其国际规则引领能力实现利益攫取。例如，由于金融服务跨境交付必然涉及数据流动，发达国家便积极推动数据流动自由化议题谈判。对于这些新议题，中国应及时开展调查研究并在国际舞台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摆脱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对金融服务贸易国际规则走向的控制。

上海大学副教授、云通数科创始人巫景飞及合作者为回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怎样的金融服务这一问题，对“我的打工网”进行了案例分析与研究。研究发现，信用获取成本高是导致务工群体受传统金融歧视的重要原因。“我的打工网”利用其掌握的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工作经验、薪资水平甚至消费信息，可以突破信息不对称瓶颈，助力务工群体收获金融服务。未来，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更多金融科技的加入，让所有个人和部门都能按照较低成本，获得应该获得的金融资源。

深圳大学全球特大型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俞可平指出，特大型城市的发展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特大型城市发展与治理，需特别注重市民主体与市民权利，与国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方向一致，城市建设也要围绕“服务型城市”来展开，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来避免城市治理陷入“管制型城市”的陷阱。

甬兴证券副总裁许维鸿从2023年国内外宏观经济大背景和关键指标的预测出发，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中国金融业精准服务实体经济的宏观逻辑框架。他认为，不同于以往的货币宽松周期，本轮中国“行业+货币”政策宽松要追求精准，这是由中国经济的愈发多样化决定的——市场中利益群体数量和复杂性远超以往，国内外经济周期的不同步也让宏观政策增加了精准要求。（文章详见——许维鸿：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的金融精准宽松）

上海瑞思不动产金融研究院院长朱元伟在“以金融创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对中国REITs行业政策酝酿推出、迭代更新的原因、举措和效果进行了解析。他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金融需要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聚焦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基于中国国情，拿出助力调结构、稳增长、补短板、强弱项的新思路、新举措。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s）正是近年来重要的金融创新，是以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典型案例。

本期的精彩远不止于此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实践教授及所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在《北大金融评论》上撰文，论述了双循环背景下深港合作的挑战与融合之道。他提议成立深港合作领导小组，由特首和深圳市委书记任联席组长，并常设办公室。进一步，通过国家与地方立法解决土地使用的问题，如果不从国家层面立法，在香港原有的法律体系下，土地使用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就对顶层设计提出了要求——依照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原则展开制度建设方面的顶层设计。

bp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陈巧玲在接受《北大金融评论》专访时表示，针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限价令生效以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对于俄罗斯来说将进一步提高，这有利于增加中国在俄罗斯能源贸易领域的话语权，增加俄罗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从而部分缓解中国的高石油进口依存度给国内带来的焦虑。但是，如果油价限制令叠加其他因素一起大幅度推高国际市场油价水平，那么它意味着我国的原油进口成本进一步上升。进口成本上升将推高下游产品价格，进而提高交通运输成本、化工品农药塑料等上百种工业品的价格，最终会传导到消费品价格。（文章详见——十问俄油命运）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徐泓撰文回忆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与他的两位恩师的不解之缘——厉以宁幸运地成为了赵廼抟的“关门弟子，走读学生”，又机缘巧合成为周炳琳的教研助理。透过这段时代佳话，我们也得以窥见中国经济学者经世济民的理想与信念是如何代代相传的。

建银国际行政总裁丰习来及合作者梳理了新经济企业股权投资的决策逻辑，指出基于战略、技术、人员、架构四个维度，一个合格的投资项目至少应当经过九重过滤标准：赛道选择是否正确？投资时机是否合适？企业是否拥有护城河？企业是否具有较快的发展速度？产品是否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企业的核心控制人是否值得信任？企业的盈利模式是否可持续？企业估值是否合理？是否具有较好的退出方式和路径？